“梦”之路上的心灵交响(陈秋旭)

——时代文艺出版社新书综评

　　2014年过半，图书行业万象辐奏，面对异彩纷呈的新书新作，时代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作品格外抢眼。其特点是：将作家的无意识写作与出版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自觉实现“中国梦”这一时代强音，将精神触须与文学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历经沧桑的中华大地，自觉围绕国家改革与发展、民族振兴与进步、人民幸福与安康的基本主题，从历史与现实的多维空间展开真诚的言说与真实的讲述。于是，在这条“梦”之路上，奏起心灵的交响，承载着铿锵有力的时代足音，构成了时代文艺出版社近期图书的主要乐章。同时也铺就了进入担当社会意识文学创作现场的重要路径。

　　纵观近期新书，从体裁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女子中队》(李春良著)、《向日葵》(衣向东著)、《五个兄弟五颗星》(石钟山著)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另一类是以《乌喇紫线》(格致著)和《为了活着的人》(贾鲁生、陈丽萍著)为代表的报告文学。同为主旋律作品，却从叙事的时间与空间上，实现阅读的多样化。

　　一、在历史叙事中探求生命体验

　　历史的价值在于启迪当代，催动当代人对过去的重温，将意义蕴涵于历史陈述和历史风貌中，这是创作者和出版者的使命所在，也是历史题材文学文本创作的一个不懈追求。

　　抗日战争曾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在中断寻求自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同时，被迫卷入了另一种旋涡之中，那就是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这场战争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充满悲情的历史记忆。而这段集体记忆，推动了中国文学对它的反复言说。《向日葵》正是一部将历史与抗战生动结合在一起的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八路军兵工厂的一段传奇往事。主人公白玉山作为纨绔子弟，对于机械制造有着天生的才华，但这一才华同时被八路军和日军所欣赏。八路军巧妙机智地将白玉山留在了兵工厂。然而，白玉山参加八路军兵工厂的消息，被安插在兵工厂的奸细透露出去，也因此，白玉山的妻子遭到了日军的袭击。从开始的不情愿加入兵工厂，到亲人的遇难，激起了白玉山对日军的仇恨，厂长周海阔和兵工厂工人对他的器重和关爱，又让他感受到做一个有用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了制造出先进武器，白玉山冒着生命危险，购买急需的设备和原材料；为了解决技术难题，他去国民党兵工厂偷艺。在白玉山的带领下，兵工厂迅速发展壮大，制造出“牙山炮”这样的大威力火炮，以及仿捷克步枪，有力地支援了胶东八路军抗日将士。作家衣向东用生动的文字，对这场战争认识进行了文学“在场”表达。

　　除此之外，本土作家格致创作的报告文学《乌喇紫线》，则是用另一种叙事方式，对历史进行回忆，以期探求生命体验。擅长散文体写作的女作家格致将笔触指向了位于吉林省的乌喇镇，这里也是作家母亲生长的地方。作者通过多方的走访与资料查询，以一个历史探寻者的角度，去探寻乌喇紫线的历史(乌喇：地名；紫线：在地图上表示古建筑之类)，也以一个现实审视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古老的满族城市的现状，尤其是文物保护的现状。作者用唯美的文风书写这一现实感极强的作品，其中无不透露出一个女性作家的强烈社会意识与责任认同。

　　二、在当下话语中寻求人文关怀

　　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强调的是社会效益，其注重关注现实题材，以普通人为主人公，传递正能量。这一题材十分广泛，除了常见的革命历史题材，也可以表现当代军人的军旅生活、人民警察的公仆形象以及不为人知的社会群体等方方面面。

　　《五个兄弟五颗星》是著名军旅作家石钟山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新时期国旗班战士的故事。来自五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倔强好胜的崔成、高傲冷峻的朱光明、单纯善良的李英俊、成熟精明的段世杰和直率乐观的牛帅，一同进入了武警新兵训练营，被分在新训大队三排七班。为了成为合格的国旗手，他们经历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考验。在三个月的艰苦训练中，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状况：李英俊几乎被训练压垮；段世杰写信到支队告状；牛帅大闹食堂；朱光明内心的创伤不时发作；崔成因“前女友”的突然来访不知所措……一路上磕磕绊绊。在进入后备大队的选拔赛上，段世杰被淘汰；在接下来的后备大队的强化训练中，牛帅又因身体受了伤，遗憾地复员回家；带着队友未竟的心愿，崔成、朱光明和李英俊最终通过了严格的筛选，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国旗班。然而，牛帅在治疗期间，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在他病情危重的时刻，昔日战友为他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升旗仪式。时隔两年，他们又遵照牛帅的遗愿，捧着他的骨灰盒，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含着热泪向曾经的梦想敬礼，向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敬礼，向他们昔日牢不可破的友情敬礼，向他们逝去的战友敬礼……

　　让伟大的事业回归到普通人身上，并体现在文学文本之中，正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作家着力点在于对五个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经历的年轻人的细腻描述：这样一群原本普通的年轻人，有着我们感同身受的激情、痛苦、矛盾和复杂的情感世界，他们经历了人生一次次极端特殊的考验，有过挫败、有过懦弱、有过怀疑，正是一轮轮灵与肉的试炼，让他们迅速成长、坚强，变成了执着于信仰，坚强如钢铁的战士，他们每一天都在挑战自己心理与生理的极限，只为最初朦胧而冲动的梦想，最终化成融入血液中须臾不离的信念。他们不但彼此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友之情，而且克服了人性的软弱和缺陷，成为昂首向前、坚不可摧的国旗手。他们为此付出的不只是血汗、伤痛、寂寞，甚至是生命，还有他们短暂服役后的撕心裂肺的痛楚，但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后悔，国旗对他们而言，就是高于生命的神圣使命，这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作家的笔触就是这样直抵每个人最真实的疼痛和他们不断波动的情绪中，从他们的身上展现出新一代军人高尚的品格，为国家献身的无私精神境界。石钟山的作品无论从语言还是内容都给人一种平和安静的感觉，于平淡稀疏中生发问题，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女子中队》是全国公安文联优秀作家李春良的一部以女交警为叙事主体的长篇小说。讲述了柳城市第一支女子交警中队，从成立之初备受各方争议，到后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她们无愧于交通警察、人民卫士的故事。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巧妙地安排了春(春之兰)、夏(夏之雨)、秋(秋之叶)、冬(冬之雪)和续卷(在轮回的春天里)五个篇章，将女子中队队员在一年四季中的工作、生活状态娓娓道来，为女交警成功塑造了一组群像——坚毅干练的队长景莉、漂亮大方的俞丽茹、细心老辣的王晓婷、俏丽年轻的邱一琳、娇气可人的孙诗梦、文弱娴淑的肖文静、活泼可爱的严阔以及热情洋溢的许月……无论在与洪水抗衡还是与暴雪搏斗，在她们青春的画像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对警察事业的热爱，以及对于梦想的坚守与执着。

　　在《女子中队》中，作家对当代女交警形象的塑造，来自于他多年的基层体验。李春良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警察作家，先后工作在看守所、派出所、刑警队、交警队等一线岗位，有着丰富厚重的生活积累。同时，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一名始终活跃于公安战线上的专业作家，李春良不断深入开掘生活的各个断面，善于发现生活中人的美好，进而哺育自己的创作、激发自己的创作。其短篇小说《男警和女警》获全国金盾文学奖；长篇小说《狱警与囚徒》、中篇小说《交警和女司机的爱情》《逃》、报告文学《十载春秋送死囚》等多部作品获省、部级奖项。正是这一“在场”化的写作方式，使作家笔下的女交警形象活灵活现。同时，作家突破了传统叙事者的性别特征，可感可触地解读了当代女交警的心理，使读者耳目一新。也正是基于这样全新的叙事视角，使李春良能准确地把握、反映女性的最隐秘、最细腻的心理世界，并从心理世界的纵深处反身向外，揭示出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超越的可能。

　　始终执着于用文字记录现实的作家贾鲁生同陈丽萍合著的报告文学作品《为了活着的人》，将笔锋指向了更为沉重的话题：生命。他同所有那些遗体捐献者一样怀着“补天”的情怀，或风尘仆仆叩访于高堂民间，或返身走进过往的那些深深岁月，寻觅高尚的生命走过的足迹，倾听天堂之上美丽灵魂的歌吟，在《为了活着的人》中为他们写下墓志铭。

　　“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遗体捐赠者在过世8小时内急速冷冻到零下30℃保存，在教学使用时再复温到4℃，从而能够保证遗体的新鲜程度，让学生能在最接近真实的人体上进行模拟手术训练。医学院校的临床专业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基础医学的学习，而人体解剖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些遗体捐献者用他们的躯体，让学生们掌握和丰富人体基本知识，让学生们去感受救死扶伤的深刻内涵。他们被尊称为“无语良师”，医学界还尊称其为“大体老师”。“大体老师”这个词汇并不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医学之外的人们对此基本全无所知，作家用文字记录下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试图告诉读者：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用自己的躯体向死而生，他们用灵魂慰藉着人类。

　　“思想性”与“艺术性”是衡量文学作品好坏优劣的两个基本尺度。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质属性决定了其“正统”的“思想性”上的价值取向和“艺术性”上“宏大叙事”的价值取向。当“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以“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普及性以及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等为特点的“大众文化”语境充斥下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共存的审美趣味的文化格局时，面对新时代、新语境，时代文艺出版社自觉坚持社会担当意识，出版了这些既符合大众审美阅读，同时又具有积极的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使其在文艺类出版社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