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当代中国作家精神处境(刘金祥)

　　现代化作为一种特定历史范畴，是指人们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体制机制、法制规范和社会结构等进行全方位调整完善甚至重塑再造的过程。面对现代化这一战略性任务，作为先进文化建构者和传播者的当代作家，理应率先在意识和行为上与现代化进行对接。然而，近年来尽管当代文学创作取得不菲业绩，但在现代化大潮面前仍然有些局促茫然、步履迟缓。

　　市场经济所蕴含的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方式，它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旦全面发酵，将发生文化、精神、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都是现代化的重要维度，用它们审视当代作家群体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不难发现部分作家时代观念的缺失和人文意识的孱弱。

　　时代观念的缺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逻辑惯性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究其根源是农耕文明，而现代化的趋向是终结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而当下相当一部分作家面临精神困境，处于“失语”状态。农业文明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母体，中国文学是在农业文明滋润下发育成长起来的，因此与农业文化相关的写作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直到今天都为读者所倾心。因为农业社会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当代作家不能也无法切断与农业社会内在的精神链接。2013年韩少功的《日夜书》、贾平凹的《带灯》、乔叶的《认罪书》和苏童的《黄雀记》等长篇小说之所以轰动文坛，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把彰显现代人的价值追求作为旨归，而且以中国乡土社会作为叙述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取材于农业社会无可非议，但其思想意蕴却应该切入现代化的肌理，例如韩少功《日夜书》的叙述是以农业社会作为基本材料，而塑造的人物却充溢着现代观念，从而在艺术效果上实现了对题材本身的超越。然而，更多的作家作品无法做到这一点，其结果只能是游走在时代大潮的边缘。

　　现代化以人文精神作为引擎和旗帜，它所终结的不仅仅是农业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更要从根本上毁弃这种社会形态下僵滞的心理定式和保守的思维模式。因此，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作家，要从文化身份上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意味着在精神上实现再造自我。作家莫言可以说是完整地体现出现代化过程对一个作家精神迁徙产生影响的典型案例。他关于山东高密农村历史题材的小说尽管潜蕴着中国乡村社会的深挚情感，但他的创作取向与人文精神契合，艺术手法与世界文坛牵手，莫言的审美眼光既恒定又灵活，其文学创作既深植中国农业文明的厚土，又楔入当代世界文化的骨骼，所以，其作品被中西方共同接纳和认同。

　　中国传统的文学理想和许多作家的政治理想并行不悖，这个理想也是以乡土文明为依托的。而现代化正在使当代中国作家承受政治理想的变异，即必须正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穷和富贵的问题，这成为当代作家精神世界中最大的困扰。对于贫富差异的忧虑和金钱的偏见是许多作家写作激情的来源，这样的文学作品也的确能够满足心理失衡的大众精神需求。当代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于缺乏人文精神的引领，几乎都陷入与现实的文字纠缠中而无法脱身。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只有超越这些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式问题，彰显出对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代文明社会的不懈追求，才会拥有前景和出路。

　　现代化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的过程，因此对于母语的文化浸淫变得至关重要。当西方文学思想伴随文化交流的增加而进入国人视野时，模仿西方的先锋文学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大奇观。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欧美20世纪发生的所有文学现象都在中国文坛上重新演习一遍。若干年后不知道文学史家们该如何解读和评价这种现象？因为许多先锋作家的先锋作品都“死”在了时间的河床上，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专供儿孙们阅读的。在当今中国作家群体里，余华虽然出自先锋群落，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这些作品标志着余华现在已经卓然于先锋群体之上。在对一些真正的先锋作家表达敬意时，有必要加上一句忠告：中国当代作家无论从事什么样式的写作，既要对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不离不弃，又要接受和恪守现代化的观念与规则。

　　中国文学故事要以中国文学方式来讲述，方式不仅仅是一种介入事件和情感的方法，方式里凝结着民族的精神气质、审美趣味、文化观念等民族特有的一切。现代化解构了传统的讲述方式，而新的言说方式正在建立，这是任何一位当代中国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