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度参与者的口述史(风君)

　　在中国现当代史及革命史上，有这么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并非中国人，却因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相同的信仰和理想，或因对中国人民心怀同情和支持 而来到中国，并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自己特殊的贡献，这些人被称为“国际友好人士”。他们之中，有至今仍无人不晓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有亲赴 中国取材，并在西方著书以促进双方了解的“三S”(斯诺、史沫特莱、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爱泼斯坦)，也有在中国倡导工业合作的路易艾黎等人。而在这些 人之中，本文所要提及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一个绝对不应忽视的存在。

　　说起李敦白，其人之名或许不如白求恩、斯诺等人那样家喻户晓，然而对熟悉中国现代史的读者来说却肯定并不陌生。他年轻时心怀理想，不远万里来到 中国投身革命，在中国度过35载岁月，期间几度沉浮，经历堪称跌宕起伏。即使在一众“国际友人”之中，他也是极其特殊的一位——不似白求恩、艾黎等不过问 政治的技术支援型人才，李敦白不但过问政治，且颇为热衷，与中共早期诸多领导人都有交往；也不似斯诺等人始终的旁观者姿态，李敦白不但是“近距离的观察 者”，更是“深度参与者”，乃至“卷入者”。他的一次“告密”，曾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他曾深得中共高层领导信任，是当时“外国专家”眼中的“通天 人物”，在文革中甚至还参与其中；但他也因自己的过度迷恋政治而尝尽苦果，两度身陷囹圄，在中国的35载光阴，竟有近半在铁窗之中度过；平反后回归美国， 继续为中美两国的交流贡献力量。这段一波三折、极具戏剧性的个人经历，本身已经充满看点，更兼其经历亦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 是极好的佐证和补充。近日，92岁高龄的李敦白在国内出版了他的个人口述史《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亲自讲述自己一生的传奇经历。对于想要真切了解这段 历史的读者来说，实是不容错过的机会。

　　当然，李敦白的命运历程，在此之前早已颇受关注。他本人也曾于1993年推出个人回忆录《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其中文译本《红幕后的洋人》，也于2006年引进中国。那么，自然也会有读者关心这两本书有何异同，是否叙述重复等问题。笔者试着将两书 进行了大致比较，以下列出个人认为的不同之处，权供参考。

　　首先，从体例上来看，《红幕》一书为回忆录，而本书为口述史，虽皆为回忆，但处理方式已有不同。前者偏个人化，而后者更注重历史的严谨性，除却 当事人的口述，还需进行旁证，以“与史相合”。因此，后者的史料价值无疑更高。其次，从取材来看，《红幕》仅涉及李在中国的经历，而本书中对其早年在美国 组织工会运动，以及晚年回美国创业的人生段落也加以了补全。再次，本书中不仅有对个人经历和历史事件的叙述，更有李本人的大量解读和反思，以及他对中共早 期领导人物及外国人士的个人回忆，这在之前的回忆录中是不多的。而且，《红幕》一书为英文写成，主要面对西方读者，中译本始终有所隔阂。而这本口述史则由 李本人亲自用中文口述而成，是中国读者可以“先于西方读者”读到的第一手作品。因此，即使对于读过前作的读者，本作也有其价值所在。

　　当然，本书作为“口述历史”，其价值不仅取决于口述人的经历，更要看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我的反思历程，以及口述时的精神和身体状态等。成书过 程中还需要编撰者在口述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比对和查证，对资料的真实性加以反复验证。而在阅读全书过程之中，时刻可以感受到的是他的坦荡胸怀、诚实公正和 宽容大度，对于叙述历史，这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品质。即使讲到自己的16年蒙冤入狱，也并不感情用事，以偏概全。本书编者在后记中称李敦白为“口述访谈的最 佳对象”，绝非过誉。

　　而另一方面，本书的编撰工作也体现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全书对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均有详尽注释。针对一些口述者记忆缺乏旁证，或与现存史料有 出入之处，如“宣化店告密”、“斯特朗间谍案”的时间问题，以及“中共委托斯特朗转交文件”事件的有无问题等，均进行了多方比对，增加了其作为史料的价值 所在。

　　然而，若要论书中令我感触最深，最受震撼的，却是他身上时刻闪现的理想主义信念，以及他对这种信念的无比执著和坚守，让我们不由得重新去审视 “社会主义信念”。在经历了无数挫折，进行了许多反思和批判之后，却仍保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作者身上，我看到的是另一种解答。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