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里的创造(李强)

　　江苏青年作家黄孝阳曾用“残局”和“俄罗斯套娃”来比喻他的这本《乱世》。我不会下棋，便无力与他对弈。在北京一个雾霾严重的周末，我躲在家 里，紧闭门窗，随着作者潜行低吟的文字“穿越”回那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的十来天里，“穿越”到那个虚构的川西小县城“南坪”去，解构这个“套娃”。

　　我本以为这会是一次单纯智力上的比拼，毕竟作者构建了一个缘于复杂世道和人心的复杂的悬疑故事，士农工商、军统中统、汪伪余孽、袍哥行会、土匪马弁，在短短几天时间，粉墨登场，环环相扣，使我在一个个取出“套娃”之时，又不得不疑窦丛生——下一个“套娃”在哪里？

　　但《乱世》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推理侦破小说，作者的高明之处更多体现于故事之外的创造力。

　　文学本就应该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最直接的体现，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成为一次新的创造。所以，在类型化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我就更欣赏作者能够超然于文本之上，建构起属于个人的独特的东西，并因其独特性而凸显其价值。

　　在《乱世》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众多性格多元包容的人物。拿主人公刘无果来说，作为抗日英雄、国民党少校营长，他冲杀于抗日前线身经百战， 身上却未中一枪一弹，颇有点儿传奇色彩。然而作者并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一介武夫来写，而是一个精于琴棋书画和通晓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的青年 才俊。在回乡省亲的这几天里，刘无果更多表现出了心思缜密、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既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又有对各方政治势力的独到见解，既有对老百姓 生活疾苦的“痛”，又有对官匪贪墨勾结的“恨”。他试图揭开兄长刘无因被害之秘，却更像是在乱世之中寻找着走出乱世的一剂良方。在故事的发展中，刘无果始 终身陷于乱世之中，可我又觉得，他似乎总是游离于那个乱世之外，是一个有着人文精神、法治理念、程序意识的现代意义上的“愤青”。又或者，正是在这种不即 不离之间，作者实现了一次成功的“创造”。

　　同刘无果一样，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主要人物——刘无因、刘周氏、李鸿远、王培伟、五叔、罗秦明、马永财、蒋白、杨二——几乎都不同于我们对他们既 定身份的传统理解和思维定势。每一个人都戴了面具，好像是正在上演一出川剧的变脸。即便是刘无因、罗秦明这样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的人物，就算在“舞 台”上没有一句台词，却也让人不得不正视他们的“表演”。而“演出”中的这个面具正是基于“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古训。谁不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呢？谁才是鸡鸣 狗盗之徒？或者每个人都有他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正如书中所述：“人心深如大海，那极黑暗的深渊处自有异兽、怪物，及种种不可名状。”现象与本质，在探究 这些人物掩藏于面具之下的真实面目的过程中，通过一个个悖论的博弈，实现了作者于波澜不惊处的惊心动魄。这些人物的“不同”，正是源于作者的创造。

　　作者还精心地布置了“舞美”和“台词”，这充分体现出其把握语言的能力。语言其实是最难有所创造的，我们在民族素质整体提升的同时，升去了很多 民族语言的精粹，普通话的普及就好像是一次“磁盘格式化”，许多新的文学作品常常也成了千人一面、千文一面。把丢掉的捡回来并不容易，创造则更艰难。我不 知道黄孝阳是不是刻意地在捡拾一些民族语言中被格式化了的东西，但《乱世》里的语言就因为故事发生时间地点的特殊性而具备了两个特质：一是“仿川西方 言”，二是“伪民国范儿”。“仿”和“伪”，并不是原模原样的“还原”，而是合情合理的“创造”，使作品的语言既精练到位，又有独到之处。言谈之间，信手 拈来几句经史子集、诗经乐府、佛教经典，或者《大公报》《申报》的新闻报道，更有“人生如梦，争夺名利归泡影；法界唯实，也悟虚幻成大觉”的楹联、“我也 曾锦衾罗幌，我也曾路雨桥霜”的词调、“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的军歌、川剧中吱呀作响的板胡，再加上周璇的《天涯歌女》和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活脱 脱一个现代版的“梦回民国”。

　　文学之所以区别于故事，大抵在于小说的艺术性。作者正是通过半文半白的语言，营造了一个个艺术的氛围。丛林、刘宅、茶肆、县衙、法院、观音庙、 街口，每一个场景都展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既有话剧舞台的现场感，又透露出语言带给人的无穷想象力。比如，“悠远晴空下宛若一块闪闪发亮的银锭”，用 “银锭”形容城下的小河；又如，“整个地球上好像只剩下这个银白色的茧子”，用“茧子”隐喻危机四伏的此城；而“漏夜鼓声岌岌，犹如微微雨滴”这样的场景 更是俯拾皆是。可以说，作者不仅仅在讲故事，而是通过文学的笔触，不惜笔墨地搭建起历史的大幕，让读者在看到一个虚构故事的同时，也能受到美的熏陶和感 染。换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叙事，可能需要花费比平常方式多得多的心思，但是作为文学，值得。就拿这句来说吧，“蓦然间一个念头悠然而至，待要近前窥个清楚 时，它已如惊鸿翩然而去。”它不仅生动，而且准确，经得住琢磨，越读越有嚼头。丰富的隐喻、寓言，凝聚于一部不过20余万字的小说之中，极大地扩充了小说 本身能够承载的重量。

　　当然，小说是情节的艺术。《乱世》在情节的安排上也有其独特性，甚至用我们常说的正叙、倒叙、插叙都无法说得清。猛一看去，倒是有点儿像明清章 回体小说，只是题目换成了画龙点睛的清一色两个字。细细品味，作者又不是平铺直叙，虽主体情节部分集中笔触写刘无果回乡几天之内发生的事情，但其间安排了 必要的闪回，甚至是亦真亦幻的“梦境”，还有“视线跟随着这只蚊蠓的飞行路线望出去”这样的“移形大法”，再加上对历史大气候的种种阐释，这个叙事结构已 不简单，即使独立成篇也不会很俗。但是作者偏偏不安分，他不甘于陷入一个哪怕与人有一点儿雷同的故事，而是把整个主体情节说成是一个自杀女人的小说作品， 并由编辑补写了序幕和第21章，使得如此之大的一个“套娃”外面又多出一个更大的“套娃”。这样的创造，不仅使读者有了更多的新鲜感和猎奇心，也使小说有 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生存场。或许，作者并不是单纯为了讲一个故事而写一部小说。

　　黄孝阳说过：“当代小说最重要的职责将是：启人深思，帮助人们在喧嚣中发现孤独，在众多一闪即逝的脸庞上瞥见天堂。”正是他的这句话，使我稍稍 窥见了他的用心——虽然时过境迁，但曾经困扰乱世中人的命题，仍然继续困扰着今天的我们，只是有了另外一种表现形态罢了。作者将这两种表现形态有机统一了 起来，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

　　或者正因为此，在主体情节上，作者并没有把最后一个或几个“套娃”取出，而在主体情节之外，把更多的可能性一一摆在了读者面前——我暂且借称这 种写法为“留白”吧。留出来更多的空间，把想象的权利交还给读者。谁说纸质书不能与读者互动？如果你是一个足够好的读者，洞察了作者的用心，在作者留白之 处耐心地阅读，重新链接小说中的伏笔和悬念，或许就会拥有一个只属于你的大结局。

　　显然，黄孝阳在《乱世》里的创造是用心的。读完《乱世》，屋外起风了，吹走了一连几日的雾霾，阅读过程中那些让人牵肠挂肚的跌宕起伏也一并被吹散了，又见得一个朗朗乾坤。我打开窗户，痛快地呼吸着清冽的空气，思绪却仍停留在作者的创造里。

　　(《乱世》，黄孝阳著，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