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散文的宽度(杨献平)

　　作为一种品质上最为现实、核心最为真诚的文体，散文无论如何兴盛，都会屈居于小说、诗歌和戏剧之下。可以说，长期以来，散文就是小说和诗歌之间的一种起缓冲作用的文体。自“五四”以降，散文在各个文学门类中的角色一直是尴尬的。

　　毋庸讳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散文在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小说家的“无为而为”当中，渐渐有了新鲜和自由的气象。这种新的气象显然是与杨朔、秦牧、刘白羽，甚至周氏兄弟等人的散文形成了一个递进的、开放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小说家的突围，才使得散文逐渐具备了一些它原本就应当具备的气象和品质，那就是自由。自由构成了散文乃至一切文学门类的核心要素，也是众多写作者之所以都在写作的价值所在。从这个层面上说，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写作整体上是上升的，在形式、语言、内容、视角和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气象。

　　散文几乎不存在疆界问题。散文的概念应当无所不包，甚至小说都可以称之为散文。在文学表达和艺术建构上，散文采取的方式、表现的内容、叙述的方式应当是浩瀚的，不确定的。一个写作者的首要能力，就是什么样的题材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文体形式。单纯地将散文列成叙事和抒情，或者哲理、人文、思想、历史文化和生活随笔显然不够科学。

　　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创造性就是要与众不同，推陈出新，自我的限定和理论的节制其实是对散文的最大伤害。也可以说，关于散文评论或者其他方面的言说，压根就不是写作者的事情，那是研究者和批评家的职责。对于文学，写作者只管去写，评论家只管去评就可以了。读者始终是一种参与。三方都可以发出各自不同的声音，不必受任何一方指挥和限制，这才是文学的完美状态。

　　贾平凹开办《美文》之初，提出的“大散文”主张，完全是合乎文学之道和散文之本质要求的。从某种角度上说，风行一时且在散文领域有所建树和成就的周涛、余秋雨、王宗仁、林非、王充闾等人的散文写作也是一种尝试，并且带有为后人铺路的性质。自古文无第一，要在文字上论一二三等，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看其作品的真实性、感染力、精神品格和气度气象。还可以更细致一些，如语言、题材、形式的创新，思想的独到、新颖和深刻等等。

　　因此，散文写作不应当有任何的疆界划定。散文本来就应当是一切形诸于文字的艺术呈现的一种自由度大、涵盖能力强的文体；散文应当是时代之中个人存在状态及其精神和思想的艺术反射。与之相同，散文应当对生命及人性人心进行不懈的探究和表达，更应当具备关怀众生的胸怀、自由超绝的品格和浑然一体的气象。目前的一个当务之急便是，批评家对任何一个文本的解读和批评，首先要有一个全面、客观的眼界和眼光，一种理性和感性高度融合的洞彻力和思想的高度，才能使得批评真正地洞见写作者内心和文本的内部蕴含。

　　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和文学批评，这些年来，关于散文的讨论或者争执很少，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散文的地位在写作者和评论家眼里，只是“鸡肋”，瞧不起，又扔不掉。更可怕的是，散文在相当一部分人习惯性认知当中，就是吟花咏月、伤春悲秋、家国情怀、儿女情长等表层情感的代名词。他们不认为散文也可以承载宏大的时代气象与精微的世道人心，不相信散文也能探究人心人性，展现一代人或者一群人的色彩斑斓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困境。致使散文成了一种“夹生饭”，文末“唾余”。另一方面，即散文写作者自我的“锁定”、“捆绑”。有相当一部分散文写作者，认为散文就是状写山水，陶醉美景，述说家国之思、亲情之念，以至于把散文当成了一种记录和告知，只是发挥了文字“传情达意”的表面功能，而忽略了文学的艺术性和更深层面的普适性。

　　关于散文的边界，从本质上说，其实不是问题，或者说不是批评家和作家必须去争论的问题，而只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即写作者和批评家如何看待散文，进而如何去忖度、厘定和评论的问题。当下，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批评家及其话语很容易一窝蜂，形成一种嗡嗡之音、随和之声，叫人不得不怀疑批评家的识见、学养和批评的独立性。这对于那些坚持自我道路，但没有被喝彩的作家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更有误导之嫌。

　　应当说，这些年来，周晓枫、祝勇、于坚、张锐锋、冯秋子、张立勤等人在散文文体的开拓，以及散文的内容及其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验，其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雷达、李敬泽、王兆胜、孟繁华、施战军、韩小蕙、张燕玲、谢有顺等文学批评家在重点批评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对散文创作进行了持续关注，在很多方面对散文写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使得当前的散文写作更加稳健扎实，愈发有了新的品质气象，宽度和自由度也得到了空前舒展。也可以这样说，拓宽散文的边界，强化散文的自由观念和宽泛界定，需要作家、批评家和读者的一种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