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浮世绘与知识者的角色(徐刚)

——评刘心武《飘窗》

　　“飘窗”也似乎隐喻了知识者在现实中的位置：他们总是习惯将自己摆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观察周遭的世界，他们只是惬意地欣赏，哪怕环境是如此“脏乱差” ，也是自得其乐，心安理得，仿佛一切都与己无关。他们基于这种公允与客观，为社会开出药方，给他人提供指导。然而，当真正的凶险从风景中逸出，席卷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便迅速地缴械投降了。

　　小说呈现了生活诸多有趣的侧面，让人领略“清明上河图”式的世俗面向，但究其根本旨归，却是对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与精神背景的深入勘探，因而小说“浮世绘”式的巨大含量中，其实蕴含着惊人的批判性。

　　一直以来，刘心武的小说都有一种呈现众生的野心，他似乎很早就敏感地意识到，单一叙事的典型化结构早已不能概括当下的生活，因而竭力寻求将零散的市井图像归拢一处，用一种丰富的局部与碎片化的群像，来映射现实斑驳的整体。这种破碎的整体感，构成了如今这部并不厚重的长篇新作《飘窗》的基本结构。

　　其实早在2011年，刘心武便有一篇题为《飘窗台上》的文章，预言了如今这部“二十年来首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现实意义。在那篇散文中，他坦言，“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 。当然，我有时会走出书房，下楼到飘窗外的空间，使自己也成为‘图’中一分子” 。事实上， 《飘窗》正是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呈现了“飘窗”台下复杂的社会全貌。为了表现这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 ，作者有意选取了各种阶层的不同人物，一时间，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纷纷出场。除了贯穿性的人物高级工程师薛去疾和保镖庞奇之外，作者还生动刻画了歌厅“妈咪” 、势力超群的神秘人物“麻爷” 、 “文革”造反司令、大都会城管、台湾老板、进城卖水果谋生的农村夫妇等众多人物。作者利用意想不到的巧合，让他们的生活彼此纠葛，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这样的情形下，小说虽免不了有些情节狗血的毛病，但也终究能够显现出社会“有机整体”的面目。

　　小说呈现了生活诸多有趣的侧面，让人领略“清明上河图”式的世俗面向，但究其根本旨归，却是对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与精神背景的深入勘探，因而小说“浮世绘”式的巨大含量中，其实蕴含着惊人的批判性。当然，作者的批判也并非止于社会表象的分析，而是切入问题的根本，呈现出当下社会的“真相” ，即社会阶层的固化所形成的密不透风的格局以及特权网络的盘根错节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积重难返的状态。小说中人无不利用错综的关系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卖水果的顺顺夫妇在“铁人”的庇护下，从流动摊贩变成了占道经营的无照水果摊；倒卖火车票的老黄牛二磙子，发财开起了打卤面馆；送啤酒的赵聪发为了抢占地盘特意到监狱“拔份儿” ；准备移民国外的官二代钟力力，请报告文学作家当硕士论文的“枪手” ；而作家夏家骏则因一心希望拥有副部级待遇而奔波于酒桌上下。即便是小说中神秘莫测的麻爷这个黑白通吃、一手遮天的人物，也如小说所谈到的，“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草根人物，因为某一机缘，有人不好自己出面，就让他当法人，他其实只是更厉害的主儿的‘白手套’罢了” 。由此可观，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各种“关系”和“潜规则”的肆意横行，个体无处可逃，更无力对抗，因而也只好尽力融入其中，无奈而颇为自得地分一杯羹。这样的发现当然显示出成熟作家的敏锐、道义和良知，但也能够从中感受到更为复杂的况味。

　　由此，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小说结尾，薛去疾这位作者自况式的人物，光临“麻爷”盖茨比式的豪宅时的情形。这位多少有些傲气的知识者的惊世一跪，着实令人感到意外。而小说最具反讽意味的情节，也在于知识者最后的背叛给人带来的震惊之感。作为庞奇的精神导师，薛去疾曾让这位粗鄙的底层莽夫恍然明白了尊严的意义。然而，这位伟大的启蒙者，却并没有言行合一地恪守自己的价值。在现实的压迫下，他痛苦地做出了妥协，进而沦为这个时代的笑柄。因此，当庞奇这个心有不甘的挑战者，带着他的满腔义愤，向这个社会反戈一击之时，才赫然发现其赖以行动的价值是如此脆弱，这也让历经挣扎而痛苦做出决断并为此放弃自己原有生活的他陷入绝望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薛去疾这位傲然的知识者，或许只是一个蛊惑者，他扰乱了庞奇原有的生活，将他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然而，小说提出的问题却在于，究竟需不需要衣食无忧但毫无尊严的生活？或者，为了尊严，向社会隐匿的权威勇敢宣战，重新寻找一种价值和社会正义？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其实隐藏着希区柯克《后窗》式的欲望图景。在那部为人称道的经典电影中，伤腿的杰弗瑞颇为无聊而又无比惬意地从自家的后窗观察邻居们的生活，直到真正的凶险“如约而至” 。而在《飘窗》中，薛去疾这个无能的知识者，也只是通过“飘窗”来与丰富复杂的生活发生联系，他如无聊的“窥淫者”一般，渴望获悉现实的一切，渴望参与其中却无能为力。于是索性将飘窗台下的一切视作独一无二的风景，心安理得地欣赏这一切，这也似乎隐喻了知识者在现实中的位置：他们总是习惯将自己摆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观察周遭的世界，他们只是惬意地欣赏，哪怕环境是如此“脏乱差” ，也是自得其乐，心安理得，仿佛一切都与己无关。他们基于这种公允与客观，为社会开出药方，给他人提供指导。然而，当真正的凶险从风景中逸出，席卷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便迅速地缴械投降了。因而，“飘窗”其实恰如一道伤口，知识者从中看到自我的欲望，而也终将被这道伤口所俘获，被这道“实在界”的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没。

　　对于知识者来说，当自己的生活也被席卷而倚卧飘窗台、欣赏风景的潇洒状态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的丑态或许也将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这是刘心武颇为清醒地意识到的问题。因而，小说并不是一味指责知识者的堕落，而是敏锐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这也只是极为聪明地点到即止，没能做出更为深入的揭示。而对于知识者的价值坚守，他也没有做出太多悲壮的承诺。一切都顺其自然，肯定人性的弱点和生命中必要的妥协是其第一要义。于是，作者极为巧妙地将一切罪魁都推到了社会，因而也显示出恰如其分的辩护意味来。而在一种无奈的反讽之中，艰难而心安理得地活着，似乎成了很多人的生存原则。也就是这样，小说《飘窗》让我们领略了现实社会批判的强度和广度，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批判的限度与难度，而后者的意义无疑更加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