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日常词汇以历史的灵魂(申霞艳)

　　薛忆沩的《空巢》(《花城》第3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空巢是当代中国老龄化社会非常普遍的家庭模式，如果不是经济能力的限制，几乎没有两代人愿意同住一屋。从“一碗汤的距离”到横跨中西半球，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生活常态。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流动会更加频繁，观念的变化也会加剧，“空巢”就会更加普遍。所以，《空巢》是对作为中国社会核心结构的“家庭”的把握。把握了家庭的特质，也就把握了当代社会的特质。这种特质既从社会制度中来，也从中国历史中来。小说《空巢》叙述的是一个普通莫过的故事，“我”这个即将满八十周岁的独居老人被一个诈骗电话骗走了十三万，这是我全部活期的总和，其中还包括女儿的部分资金。“我”遭遇着便秘，我肉身的垃圾和精神的垃圾同时拥堵着，这是艰苦的物质生活和机械贫困的精神生活留下的后遗症。“我”一生引以为荣的是清白，“我”在遭遇“顾警官”威胁诈骗的时候极力配合正是出于自证清白的目的。“我”排除一切干扰成功地转了款，然而“顾警官”没有如期而至。“我”妹妹、儿子、女儿的电话接踵而至，“我”就在便秘和电话的空隙中开始回顾我这漫长的一生：

　　被关进监狱的爷爷奶奶，被赶出祖屋的一家子；曾经渴望出家的父亲、疯舅舅、母亲将三个半月的胎儿引产在猪栏旁的粪坑里……“我”则从小就渴望跟上历史的进程，成人后写与家庭决裂的信件，即使来例假也带着学生插秧行军，在做完人流后的第二天就参加反美游行。莫名其妙毫无爱情的婚姻，生产两个孩子时丈夫都不在身边，以致居然不知道儿子出生的具体时间。丈夫曾写下离婚申请，又因为怕影响升迁而放弃。居住在美国的女儿因对男人充满敌意而独身，儿子听从儿媳妇对中国环境的抱怨而移居伦敦……

　　这就是马上要满80周岁的“我”的一生。一个电话就骗走了“我”的全部存款，而“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骗子骗了“我”的一生。从身体的空巢到情感的空巢，从精神的空巢到信仰的空巢，“空巢”从一个具体的意象被扩大外延，成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事物。“空巢”从身体的外部抵达内部，从家庭抵达子宫，从当下的生活状态抵达历史的深渊……这是作者对大历史的思考后举重若轻的表达。

　　张翎的长篇《阵痛》(《中国作家》2014年第2期)是继《金山》、《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崭新尝试。这次创作摒弃了张翎擅长的双线并进叙事模式，践行简洁的诗学，依据格式塔心理学拓展宏阔的叙述空间，给读者的想象大量留白。小说由4个历史片段“逃产、危产、路产和论产”构成，通过实写祖孙三代母亲孤独卓绝的生产片段，将我们带入整个民族国家在二十世纪与追求现代性相伴的“阵痛”中。小说以断裂的叙述形式隐喻现代性追求的历史之中的断裂，以血缘的艰难延绵隐喻民族精神的韧性和关联。我们一直有将祖国比喻为母亲的文化传统，今天，张翎溯源而上，尝试以母亲的“阵痛”隐喻祖国的“阵痛”、人类的“阵痛”。母亲生产的“阵痛”与人类历史新旧更替的“阵痛”相逢，“小我”的身体之痛与民族、人类的精神大痛融会，这是张翎的虚实辩证，也是她的美学经验。

　　宋小词的中篇《开屏》(《小说界》2013年第4期)写的是一个古老的题材——门第不对等导致的悲剧故事。女主人公秦玉朵为了留在城市而与高干子弟南翔恋爱结婚，但因为乡村出身倍受公婆歧视，秦玉朵处处小心翼翼，甚至为病重的家公倒痰盂，但直到女儿出生后这种弱势处境依然没有改变。在单位她是没有编制的职工，在家里她是没有地位的妻子。当寡母摔伤来城里养病时，夫妻矛盾逐步激化。单位新来的领导郑勇趁机权诱了秦玉朵，并将两人的苟且告诉南翔以达到结婚的目的。这让原本心高气傲的秦玉朵幡然醒悟，决然对情人施行报复，同时写下了辞职书和离婚书。小说叙述了一个女性在忍耐极限所能抵达的省悟和超脱，这是对女性尊严、内心力量和主体性的肯定。但从小说的叙述来说，后半部分有用力过猛的痕迹，不如家长里短来得舒缓有致。结尾对写作仍然是个巨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