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批评”去哪儿了？

　　不久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在京成立，对于文艺评论界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情。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文艺批评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文艺批评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与此同时，种种怪现状也在这一领域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一些文艺批评文章，离纯粹的文艺越来越远，反而深陷于种种利益瓜葛之中。

　　也许，该是时候对文艺批评自身进行一次深刻的批评了。

　　被红包喂养的“水军排头兵”

　　影评人S最近被活活冤枉了一回。

　　喜剧电影《分手大师》近期上映，S在其博客上撰写了一篇影评，评价这部影片虽然耍贱卖俗，但实际是一个深情款款的故事。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文章刚一贴出来，立即遭到网友和电影从业者的嘲讽。一位电影编剧毫不客气地讽刺说：“由衷佩服你们红包影评人，黑心也能被你们漂白了。”

　　S否认自己是所谓的“红包影评人”，但他不得不承认，这正是普通电影观众和从业者对影评人的典型印象——只要写了表扬稿，肯定就是收了红包。影评人的公信力，已经降到前所未有的低谷。

　　S更怀念自己刚入行时的影评环境。和很多影评人一样，他最早也是混在网络论坛上的，直到2007年前后，有电影片方找他写影评。用他的话说，那时候非常自由，片方也不要求影评必须是夸奖的文章。“片方叫我提前去看片，我觉得是个面子，不给钱也行。”S坦言，那时候做影评人，是有一种荣誉感的。

　　但是，在2010年之后，形势却很快急转直下。越来越多的制片公司纷纷崛起，他们把影评视为电影营销的一个渠道，用红包买好评的现象便渐渐出现。S记得，很多还没毕业的大学生都被片方拉来写影评，“那时候北京冒出了一百多个影评人，鱼龙混杂，在网上哗众取宠，有的人索性就靠写影评收红包谋生。”

　　红包影评的行价，一般为千字500元至1000元左右。有的片方很慷慨，一篇稿子就能给5000元，当然，那样的影片多是烂片。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迅速，平均一个月上映30部左右的新片，其中有20部影片的片方会找人写影评。如此算来，一个红包影评人月收入万元不在话下。

　　在网络上大量发帖吆喝新片的被称为“水军”，一些影评人是名副其实的“水军排头兵”。比如影评人F，建了一个个人网站，专门在网上写所谓“枪稿”赚红包。只要片方给钱，再烂的片子也夸；要是片方不给钱，F就不管片子好坏，主动去痛骂，以获得关注。

　　还有一些人脉资源丰富的影评人，则成了圈里的“包工头”。这些人手中掌握着几十个影评人，他们会和片方谈好价钱，再给各个影评人支付稿费。S透露，这样的红包影评稿，既会借博客、微博等网络社交工具发表，也会出现在时光网、豆瓣等影迷扎堆儿的专业性网站上，甚至还可能发表在报纸、杂志上。

　　对于一些年轻影评人来说，撰写红包影评多少是迫于生计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影评人Y就坦率地说，要是自己坚持不收钱，现在光靠稿费没法活。他以自己为例，十年前在报刊上写影评，一个月稿费能有三五千元，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现在，报刊杂志的稿费标准一直没变，单靠这笔钱已很难养活自己。他反问：“如果能够活得很轻松，谁还会昧着良心写‘枪稿’呢？”

　　Y自称是“民间影评人”，让他不服气的是，“有些学院派的专家比我们还厉害，在电影研讨会上吹得天花乱坠，收的红包数额更大。”Y质疑道，“难道这些专家不也是红包影评人吗？”S则对此感到有些无奈：“电影圈利益关系太复杂，即便是知名影评人也难保客观，在中国做完全独立的影评人，太难！”

　　字里行间割不断的“人情”

　　如果说红包是有形的利益收买，那么人情则是套住文艺批评的无形枷锁。

　　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报道图书出版的记者早已熟视无睹：每逢新书上市之前，自己的电子邮箱里总是会收到来自出版社的邮件，其中少不了几篇书评；新书上市后的研讨会上，也总有些挂着文艺评论家头衔的嘉宾，为作者站台助威——这些书评作者和研讨会嘉宾，要么是图书编辑的朋友，要么就是作者本人的知己。

　　这样的情况，让社会学家黄纪苏很是看不惯：“读书界、出版界到处都是帮派、都是哥们义气，没有原则的胡吹、乱捧。”黄纪苏说，这样的事，自己不愿干。去年，他曾为四五个朋友写过书评，但都是良心之作。

　　曾有位朋友写了本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书，请黄纪苏作序。“我非常认真地读了他的东西，觉得他写先秦之前的那部分还说得过去，但秦汉之后那部分基本都是胡扯。”黄纪苏说，他和朋友就书中的一个核心观念讨论了半天，结果发现这位朋友根本就没想明白， “后来我只好跟他说，我真是写不了。”

　　在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面对面的活动现场，人情之风更是盛行。

　　青年文学评论家杨庆祥经常参加新书研讨会，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文学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走得太近了，有时候甚至就是称兄道弟的朋友关系。这让他多少有些诧异，“在国外，作家和评论家关系很疏远，作家和评论家往往并不认识。”

　　朋友之间的相互吹捧，往往成了此类研讨会上的例行节目。有一次研讨会让杨庆祥印象深刻：当时，众多评论家热评一位诗人的作品，将各种溢美之词统统送给了那位诗人。杨庆祥看不下去了，轮到自己发言时，他说了实话：“我非常不同意你们的观点，这位诗人的写作才刚刚入门。”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评论家为朋友写评论，在杨庆祥看来本也无可厚非，“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对此就很坦然，他经常赞美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家作品，理由是友情比什么都重要。”但杨庆祥恰恰认为，人情之下的文艺批评，一些评论家的文章让人分不清哪些话是出自友情的鼓励，哪些话是真正的评价和肯定，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准则。

　　在杨庆祥看来，人情评论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情关很难逾越；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评论界的软肋。“中国批评界总体水平还是比较弱，不少评论家喜欢讲套话，讲些言不尽意的东西，而对于深层次的东西缺乏探讨。”这样的文章，流于浅薄的吹捧，更违背了文艺批评客观、公允的原则。

　　陷入悖论的匿名剧评人

　　当文艺批评丧失专业原则

　　文艺批评专业界限的日益模糊，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事实上，在一些新兴文艺领域，专业性批评的缺失已成为常态。

　　梅子笑写了两三年电视剧评论，如今她每个月会固定在媒体上发表两三篇评论文章。但更多的时候，她是一名报道电视文化领域的媒体记者，和同行一样穿梭在大大小小的电视剧发布会现场。职业的便利为她提供了大量一手的新剧资讯和幕后故事，但要想写出高水准的评论文章，必须依靠她的专业背景。

　　梅子笑学的是中文专业，有着一定的文艺理论功底。她的文章中，常见对剧情走向的结构分析，对人物冲突和叙事手法的点评，也会从行业和社会角度做市场效果的经验总结。在她看来，“对编剧技巧的掌握，对视听语言的了解，会影响评论的质量，是评论中的重要内容。”

　　不过，能够达到和梅子笑同样水准的评论文章，在电视剧行业并不多见。评论人祁守拥有电影专业背景，他发现，电视剧领域相对受欢迎的评论文章，只是把评论写成了可供阅读的文学作品，没有深度，一些评论者也并不是特别理解电视剧的内在逻辑。

　　“电视剧的核心是故事和表演，那么主题、矛盾冲突、起承转合、人物关系，以及演员表演，至少应该能看出好坏。”祁守以常被观众吐槽的所谓“雷剧”为例，“一般人只能说出它如何雷，但这是最浅的。专业评论者能够指出，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么雷。”不过，在大多数电视剧评论中，这样的核心内容却是缺失的。

　　专业背景的取得并不算困难。祁守注意到，现在有不少院校开设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电影学专业、影视导演专业等方面的课程，能够提供专业评论者所需要的学科背景。但他发现，参与电视剧评论的人中，拥有类似这样的专业背景的从业者却并不多，“更多的人是一种兴趣爱好驱动，入行门槛比较低。”

　　不过，即使是拥有了专业背景的从业者，也未必能够恪守专业准则。祁守透露说，有关电视剧的评论，往往会集中出现在一些研讨会上。这些研讨会由电视剧的制片方与一些行业协会联合主办，往往会邀请各院校影视相关专业的老师、文艺评论方面的专家出席。但在这样的研讨会上，也很难听到货真价实的评论。

　　电视剧评论人李星文就曾参加过这样的研讨会，他不客气地指出，很多与会专家都是在就作品泛泛而谈，说一些走客场的套话，“基本上都是一些为电视剧喝彩的声音，但是有些参会者在发表评论前，是不是真的看完了动辄三四十集的剧，恐怕都要打一个问号。”对于文艺批评者而言，专业学科背景的缺失可以弥补，而专业操守和原则底线的丧失，才是真正悲哀的事情。

　　记者手记

　　呼唤文艺批评

　　的独立性

　　为了能够保证文艺批评的独立性，一些评论者为自己戴上了匿名的网络面纱。

　　前不久，上海戏剧学院为两个网络剧评人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但这两位主人公却并未现身。研讨会名为“E时代的戏剧批评”，研讨的对象是两个微博账户名——“押沙龙1966”(简称“押沙龙”)和“北小京看话剧”(简称“北小京”)。“押沙龙”请别人现场代读了自己的一篇文章，而“北小京”却没留下只言片语。

　　“押沙龙”和“北小京”一个驻守上海，一个扎根北京，却有着共同的特征：和传统剧评人不同，他们出身于网络，也只停留于网络，而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现身。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是“他”还是“她”，是圈里人还是爱好者。每当他们发言的时候，都会有人努力猜测，但至今没有答案。

　　隐藏在网络伪装之下的匿名剧评人，摆脱了利益的缠绕，因此比其他剧评人敢于说真话。“北小京”就是因为一篇对《喜剧的忧伤》的尖锐评论，而在京城戏剧圈一战成名。“押沙龙”对上海演出的各类话剧，批评起来也是毫不留情。

　　在研讨会上请人代读的文章中，“押沙龙”声称，促使他写剧评的动机就是“网络和平媒上充斥着戏剧圈内人的互相吹捧或是简单的故事简介和阵容介绍，让观众看不到真正的剧评，无法了解剧目的真实情况。”而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则是，始终给出真实而尖锐的时评。

　　上戏戏剧评论工作室主任丁罗男说，“押沙龙”和“北小京”之所以被关注，正是因为他们的评论有棱有角，不藏着掖着，“当下真正的戏剧批评缺失，报纸杂志上几乎看不到尖锐的批评，只有一片叫好声。”

　　对于匿名剧评人的言论，戏剧界也越来越重视。丁罗男说，在上海每当有一出新戏上演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看“押沙龙”怎么说，“你要说到点子上了，他们即使口头上觉得没面子，心里也会对你有所认同。”

　　不过，也有一些业内人士对于匿名剧评人这一现象发出了质疑之声。戏剧理论家田本相认为，剧评应该是“实名制”，因为剧评也是一门独立学科。全国剧协副主席、剧作家罗怀臻则指出，“匿名违背了剧评的底线，那就是真实，所谓文责自负。”为了追求真实而诞生的匿名剧评人，恰恰陷入了真实的悖论之中。

　　谈到当初为什么选择匿名的方式来发表剧评，“押沙龙”和“北小京”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同样的想法。“押沙龙”表示：“我并不是隐瞒身份，而是希望最大限度地消解身份，排除身份所带来的干扰，也就是对话语权的干扰。”“北小京”也认为，匿名能够使自己摆脱外界干扰。

　　“我是想脱离一个具体的、物质的、社会声名的圈套，而专心地、把自己的戏剧感受记录下来。我不是来吐槽找共鸣的，也不是替人捉刀混口饭吃的，我写剧评源于对戏剧的热爱。”“北小京”说，“我的文章里只有关于戏剧的思考，也希望读到我文章的人能扔掉他的声名圈套。”

　　丁罗男替匿名剧评人进行了一番辩护。在他看来，匿名剧评虽不正常，但也是当下不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造成的。“许多创作者被宠坏了，根本不能接受尖锐的批评，评论者为了不得罪人，往往就得说假话，让我用实名批评我也会有些犹豫。”丁罗男说，“正是当前这种特殊的语境下才会产生这种不太正常的现象，一旦文艺批评的生态环境正常了，匿名不匿名就不重要了。”

　　丁罗男认为，匿名剧评更重要的作用，是让戏剧批评的专业界限日益变得模糊。“匿名剧评让专业批评不得不面对新的挑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摆出一副专家架势就行了。”他说，“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专业批评是缺失的，只是摆出一副专家架势，却丧失了应有的专业原则，比如批评的独立性、批评的价值标准。”

　　周南焱

　　在荒诞剧经典《等待戈多》中，主人公埃斯特拉贡、弗拉基米尔为打发等待的无聊，进行了一场对骂，相互骂对方“窝囊废、寄生虫、白痴”等，最后埃斯特拉贡祭出杀手锏，骂弗拉基米尔是“批评家”，后者立刻泄了气。而在电影《云图》中，汤姆·汉克斯扮演一个畅销书作家，盛怒之下，把批评其作品的书评人从楼顶上推了下去，书评人一命呜呼。不管大师贝克特，还是畅销书作者，都拿文艺评论家开涮或下刀，虽然有些极端，但也多少反映出，文艺批评有多么招人厌烦。

　　从当下文艺批评现状来看，评论家的名声普遍不太好，倘若被人骂作“窝囊废、寄生虫”之类，也许还会赢得大众一片叫好。原因何在？很多评论人往往自己就觉得低人一等，觉得文艺批评是依附于作品，缺少创造性，草率为之，属于寄生产品。文艺评论圈也往往养成媚上欺下、功利势利的陋习，即对圈内有地位的作家、导演、艺术家等，随时仰之鼻息，以与后者把酒言欢称兄道弟为荣；对刚出道或没有名气的作者、导演、艺术家，立即颐指气使，显出自己的高明来。在权威、人情和红包的支配下，文艺批评很轻易就丧失了自己的底线。

　　窃以为文艺评论人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不管是否以评论为职业，必须坚守自身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包含多个方面，既有文章的独立性，也有人格、金钱上的独立性。人们往往觉得文艺批评是寄生于原创作品，脱离了原作，就缺乏存在的意义。此言大谬。文艺批评本身就该独立，它体现的是评论家对作品的独到见解，更多包含的是评论家自身的哲学观和世界观，并不依附于它者而存在。杰出的文艺批评与原创作品一样，具有藏之名山留之后人的价值。

　　要想保持评论文章的独立性，就必须在人格、金钱上保持独立性，不能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这也恰恰是很多文艺评论家的软肋所在。人格上不独立，滋养自身的奴性，一身软骨头，见权威和大腕就谄媚，评论文章自然好不了。金钱上不独立，收了人家的好处，身子骨就硬不起来，落笔无非是吹捧或和稀泥，这样的评论除了扰乱视线、颠倒黑白，没有任何价值。

　　文艺创作要想真正繁荣，离不开文艺批评的鞭策，而能发挥鞭策作用的也只有真正独立的文艺批评。溜须拍马、哗众取宠或命题作文式的文艺批评，是无法体现其独立性的，至多沦为笑柄耳。如今文艺批评被看轻，根本是评论家自身看轻了自己，处处不独立，把评论看作谋名干禄的工具，自觉充当吹鼓手抬轿子的角色，也就难免遭世人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