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与魅力——陆文虎军事文艺评论略谈(朱航满)

　　军事文艺理论研究虽然颇带有些政治味道或意识形态色彩，但在更深层次上来说依然是属于文艺理论与学术研究的范畴。好的文艺评论文字，乃是需要有较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作为基础的。对于陆文虎来说，他的评论文章独具魅力，特别是他长于思考且能在纷乱的文艺现象中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陆文虎的文艺评论思想，既受到作为钱锺书等“五四”一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精神熏陶，又受到刘白羽等从战火中走来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洗礼。前辈的风骨与修养、气度与格局，均让他从中受益，也让他对于军事文艺评论的见识和思考决不凌空蹈虚，更不率意和虚妄。

　　陆文虎的文章并不多见。上世纪80年代初，尚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时，陆文虎曾写就了理论文章《 “异化”与文学》 ，由此迄今，他也不过出版两册评论集而已。评论集《风格与魅力》仅13余万字，其中内容几乎全部收入后来出版的评论集《荷戈顾曲集》之中，随后尚有未结集出版的零篇散章，也不过五六万字左右。粗略统计，陆文虎有关军事文艺评论的文字数量，总计也不到40万字。陆文虎对文学30年时间的苦心经营，真可谓运笔精炼。与他的产出少形成对比的是，这些评论文章在文艺界影响颇大，特别是在军旅文艺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细读陆文虎的评论文章，不难发现，他的评论文字常常能够深入浅出、一针见血地指出批评对象的优长与弊病，颇有高屋建瓴与快刀斩乱麻的效果，让人心生佩服。他的评论文章所散发出来的高贵、热情、大气和优美，也是常见的评论文章所难企及的。我读他的评论文字，常有一种必须抱持敬重的感觉，对于每篇文章几乎都不得轻慢待之。这也是我在阅读其他理论文字时少有的体验。

　　近年来，我多次重读陆文虎的文艺评论与研究文章，乃是愈读愈有滋味，愈读愈有收获。不禁细思，何以如此？在我看来，稳健大气的文章气象，是陆文虎文艺评论留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有人以为研究和撰写文艺理论文章，纯粹是书斋里的事情，只要能坐上几年冷板凳，便可以写出好文章了。其实不然。文艺创作需要生活的资源作为基础，文艺理论研究与写作同样如此，甚至更甚，因为只有更为敏锐和丰富的心灵体验，才能够感知另一颗心灵的精神跳跃与良苦用心。陆文虎出身军门，颇受父辈影响。革命年代，他参军入伍，担任过雷达兵战士、副指导员、宣传干事以及文艺编辑等职务，对部队基层生活熟悉至极。改革开放后，他入大学深造，毕业后又常年在总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军队文艺的具体工作事务，对于军事文艺工作能够从高处反观。这是普通文艺理论工作者难以具有的优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他不但深切地感知到文学在中国的冷热起伏，还深入参与到军事文学的崛起和兴盛中。从策划、组织文学活动到参与评奖和鼓励创作，他都是重要的文学见证者，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从推出佳作到扶持新人，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由此，也促成并见证了当代中国军事文艺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到来。

　　陆文虎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真正摒弃了自身角色可能具有的傲气与俗气。在《巧妙的艺术构想》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去年10月，我和江奇涛在云南前线相遇，他不无自信地说要写别人还没写过的东西。听了他的构想，我觉得很有意思。可是，直到最近读了《雷场上的相思树》 ，我才明白，当时我只看出题材内容上的新颖，想象力是多么贫弱！直到读了作品，我才真正感觉到这篇作品所具有的那种超越军事题材文学创作自身的意义，这是当今文坛上不可多得的优秀篇什之一。 ”一个小小的文章细节，却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含量。“云南前线”这一独特环境里的文学交流，战场归来的跟踪阅读与积极评价，都无不反映出一个特殊身份的评论家的敏锐与大气。陆文虎的评论高屋建瓴，能够切中问题的根本，又能够产生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更能够思维清醒、一览全局，从而提出意见和指导。其针对性、指向性都是很强的，如《文学应当录下时代的轰响》 《嬗变中的军事文学》 《军队文艺应当多出优秀作品》 《抗洪斗争中的文学行动》 《关于繁荣长篇小说的若干话题》 《提高军事文学创作质量》《军旅文学的转机与希望》 《军事文学向何处去？ 》等等。

　　除此之外，我以为陆文虎的文艺评论文章之所以独特，乃是因其深藏有一种厚重凌厉的文化韵味。军事文艺理论研究对于陆文虎来说，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兴趣使然。而军事文艺理论研究虽然颇带有些政治味道或意识形态色彩，但在更深层次上来说依然是属于文艺理论与学术研究的范畴。因此，好的文艺评论文字，乃是需要有较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作为基础的。对于陆文虎来说，他的评论文章独具魅力，特别是他长于思考且能在纷乱的文艺现象中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需要在学术修养上具备很深的功力的。在这一方面，陆文虎相比许多80年代开始从事文艺批评的人来说，既是有准备的，也是非常幸运的。

　　军事文艺理论研究只是陆文虎学术研究的一个分支，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支则是对钱锺书学术思想的研究。他早年师从厦门大学著名学者郑朝宗，研习钱锺书的学术巅峰之作《管锥编》 ，毕业后又与钱锺书成为忘年之交，时时得以请教问学，颇得助益。如果说文艺批评的写作与研究是业余的，那么，对于纯粹学术的热情执著与长期修炼，则更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毅力。

　　钱锺书以研究和打通中西学术而闻名，其思想体系以学贯中西和深博渊厚而著称。可以说，陆文虎的“钱学”研究，使得他在军事文艺理论研究中颇有一流学术水准的气象和底蕴。为此，他既能在纯粹的学术高处潜心修炼，又能在现实理论问题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字里行间可见一种凌厉的自信与气势。如《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传统意味》 《论破除战争文学的八股气》 《系统论、比较文学与其他——略谈军事文学的理论批评》等文章，都依稀可见他的“钱学”研究根底。其中， 《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传统意味》便是他为曾在拟议之中的中美战争文学研讨会所作的发言提纲，而此文在撰写之前便曾得到钱锺书的亲自指教。他在1986年4月完成的评论文章《莫言和他的〈红高粱〉 》 ，便是批评界最早注意到莫言小说中运用“通感”艺术的文章。在此文中，他这样写道：“如果稍加注意， 《红高粱》中使用了通感手法。 ”为此，他细加分析，并这样判断：“看来，莫言是深得其趣的。 ”陆文虎的论述，不难让人想到钱锺书的名文《通感》 。1991年，他也曾写有《通感》一文，可视为他对钱锺书论述的再阐述。作为钱锺书的研究者，他自然熟读此文，因而对于莫言的研究，便能够立即对其小说做出十分精准的艺术判断。他甚至在文章中预言：“莫言在不长的创作实践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大家气象的苗头、那种类似大师气概，难免使人目眩心迷，一时不能消解。 ”

　　更为难得的是，他的评论文章中还有一种令人敬佩的淡泊谦贵的文人风范。在评论文章中，对于评论家的人格要求更为重要。一个评论家的修养、识见、魅力、情怀、品位，无不在影响着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判断。陆文虎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评论家。他的评论文字，即使很多是写于多年前的，如今读来依然是有温度也有热力的，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显得僵硬陈旧。不少篇章的细节之处，都可见他对文学与作家的理解和尊重——既有热情的鼓励，也有善意的批评。这与陆文虎的性情有关，他有着沉稳、热情又谦贵淡泊的真性情。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于作家韩静霆的小说《凯旋在子夜》的评论中的一个细节：“记得1981年在厦门游览南普陀时，我发现他腿有点瘸，忙问缘故，他说是构思小说想痴了，失足跌入电缆沟摔成这样。古人云：‘道不远人。 ’一个人对艺术的执著至于痴迷忘我的程度，了道之时还远吗？ ”这个小细节，读后令我怦然心动。这其中包含了他对一个作家的深切关注、尊重和理解。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先后跟随郑朝宗和钱锺书两位学术大家，从他们身上熏染了学术渊博之外的谦虚、淡泊和高贵。这种对于学术的态度，在浮躁的学界和文坛让人敬重。陆文虎在文章中曾不止一次谈及文德修养对于文艺创作者的重要。也因此，在他的文艺评论生涯中，决无那些蝇营狗苟的恶气。

　　更为幸运的是，陆文虎在参与军事文艺的具体工作中，能够与军事文艺创作中成就突出的刘白羽、徐怀中等文学前辈为伍，亲聆他们的教导，身受他们的熏染，也真正地感知和体会到老一辈军事文艺大家的魅力、风采和胸怀。中国军事文学有李存葆、莫言、朱苏进一代人，但更有刘白羽、徐怀中、胡石言这一代人，而这其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如刘白羽与李存葆、徐怀中与莫言、胡石言与朱苏进之间。陆文虎从事文学研究与指导，正是看到了这一文学脉络的延续性，能够返回到最初的起点，从而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他对于徐怀中、胡石言等老一辈作家的研究论述，对于莫言、朱苏进等同代人的研究，都是如此。现在看来，老一辈军旅作家尽管有着种种时代与个人局限，但他们忧患担当的风云气象和精神襟怀，却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可以说，陆文虎的文艺评论思想，既受到作为钱锺书等“五四”一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精神熏陶，又受到刘白羽等从战火中走来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洗礼。前辈的风骨与修养、气度与格局，均让他从中受益，也让他对于军事文艺评论的见识和思考决不凌空蹈虚，更不率意和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