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守拙的智慧逻辑(王永盛)

　　鲍十有“平民作家”之称，盖因他书写的对象是平民。若将其作品悉数品读，不难发现，鲍十始终把乡村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作为书写对象，乡土赋予的淳朴情感是其叙述动力。鲍十作品所表达的传统情感和所弘扬的传统价值，有意无意间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抗，由此，鲍十的乡土文学系列已然形成了其较为完整的艺术结构，蕴含着朴素的精神哲学。

　　从1989年开始写作，20多年过去了，鲍十和他的作品，地理版图和心理版图仍然停留在东北平原，驻足流连，不曾离去；鲍十小说不仅内容意在表现平民的真善美，写作手法也是遵循传统的为文之道，平实朴素，内敛拙朴。1998年发表的《纪念》是鲍十的成名之作，这部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中篇小说，开启了鲍十创作的“好运之年”。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代表作中短篇小说《子州的故事》《春秋引》《葵花开放的声音》《秋水故事》《芳草地去来》《冼阿芳的事》和《东北平原写生集》系列，相继在刊物发表，并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选载。至今他已创作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拜庄》、中篇小说集《我的父亲母亲》、中短篇小说集《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1989―2006》、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2014年即将出版他的系列短篇小说集《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

　　流连乡村芳草地

　　乡土文学两个重要元素即“写农民”和“乡村生活背景”，以此界定，把鲍十作品归到“乡土文学”，应该没有异议。写作伊始，鲍十就十分耐心而真诚地俯身抚摸东北平原和黑土地，他低头亲吻故乡的姿势，是那样的执著和义无反顾。《纪念》是这样的，《春秋引》也是这样的，《芳草地去来》如此，《东北平原写生集》更是如此。

　　鲍十文学作品叙写的乡土，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是骆长余、骆玉生、鲍老师、大成、子洲、汪校长和“我”等作品主人公生活的家乡。正如福克纳笔下缠绵于约克纳帕塔法那邮票大小的小镇，莫言汪洋恣意叙写的山东高密一样，鲍十流连的是有着明显的个人主观化痕迹的东北平原乡村。当一挂马车把骆长余拉到了三合屯，这个原本住在县城的父亲，在三合屯与母亲田招弟一见钟情，发生了一场感人至深的爱情。在这片乡村的土地上，贫穷不能使他们分心，社会变故带来的打击不会使他们分离，父亲和母亲相伴走过了“文革”、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的岁月磨难，留在那条乡村土路上的，是他们一生温良恭俭让的背影，也留给儿子骆玉生一生受用的朴素的人生价值观。不知能否将《纪念》中的骆玉生原型等同于鲍十，但是三合屯和霞镇一度真切地成了他的写作根据地——身在北国时，他对它们深爱有加；哪怕如今身处南国，依然深情频频回望。

　　鲍十笔下的乡村还是一个世外桃源，他的作品屡次回到传统乡村生活中去寻找精神慰藉，《芳草地去来》就是其中代表性作品。《芳草地去来》塑造的主人公高玉铭，是从乡村飞出的“凤凰男”，在都市特别是人事关系复杂的机关里，处处受压抑，万般不得志。即使婚姻这样的私人生活，也因为打小就与城里人李欧娜接受的教育不同，格格不入而导致婚姻破裂。“你心里肯定会有某种感觉，而且压根儿不用说出来，只消一个眼神儿或一个动作你就全都明白了。对于他和李欧娜来说，当时最强烈的感觉莫过于失望。他对李欧娜失望，李欧娜对他更失望”。离婚后的高玉铭，为了逃避，或者说为了不再与污浊的社会同流，选择了大家都不愿去的山村支教。这个叫芳草地的小镇却让他有着莫名的亲近感，仿佛又回到他心中的故乡。在这里，人们友善，不论是汪校长“给人的感觉却非常好，尤其是他的眼睛，看去那么清澈，似乎也像个少年，然而又那么安静，安静中透着沧桑。说不上为什么，几乎一见面，高玉铭就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仿佛见到了亲人，心里忽地一热”。还是璞玉般未曾雕琢的汪卉，“她的朴素并不仅仅体现在穿着上，而是体现在所有的言谈举止上，或者说，从她身上渗透出来的气息都是朴素的，也许可以说，她的灵魂就是朴素的灵魂”。都让他一见如故。芳草地有着浓厚的田园色彩，短暂的世外桃源生活过去了，当高玉铭必须重新面对社会生活的残酷时，他头也不回地再次选择乘坐“那辆开往天涯县的汽车离开了省城”，奔赴日思夜想的芳草地。

　　鲍十流连乡村芳草地，写土地上的生与死，写城乡二元对抗后心里向往的栖息地。《春秋引》的主人公二根和祖祖辈辈生活在黑土地上的人，对泥土始终心存敬畏，春种秋收，年复一年，仿佛人生生死轮回的真实写照，也写出了乡村土地上生活的质朴和本真。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乡土文学对传统生活和传统文化的感性保留，正是鲍十文学作品现代性的深刻体现。只不过，鲍十似乎有意屏蔽掉现实生活中的龌龊、卑污和荒谬，留下乡村平凡人的男耕女织、质朴无文的理想、美妙和自由。

　　迷恋葵花开放声

　　葵花开放的声音——热烈、阳光、清澈、朴实，就像鲍十作品描摹的众多主人公的精神品质一样。鲍十的文化记忆源于东北特别是东北乡村，他悉心记录平凡的生活即景，灵光乍现，精心点染，在质朴而淡淡感伤的书写中，呈现给读者的，多是生活在山村有着更多担待和包容的淳朴男女。当他拾掇各色作品，将其汇集成书——小说集《拜庄》《葵花开放的声音》和《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我们就能一以贯之地清晰读出，这些作品不仅集中展示了无数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成功塑造了浮世绘风格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倾注了作者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和孜孜不倦温情叙写的努力与坚持。

　　鲍十曾说：“我喜欢那些读起来诚挚、诚实的作品，喜欢关心人的作品，喜欢相对单纯的作品，不喜欢追逐时髦的作品、流行观念产生的作品、挖空心思寻找热点的作品，尤其不喜欢不甘寂寞投机讨巧的作品。”他还举例说，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汪曾祺，汪曾祺从不左顾右盼，他只埋头写自己熟悉的、看到的、体会到的事。

　　基于这样的写作理念，鲍十刻画的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不是边缘化或异化的新新人类，而是普通的农民、小市民和小知识分子，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尤其鲜明可识。鲍十小说的母性或女性形象——勤劳、节俭、慈爱、上进、正直、善良、美丽、贤淑、温婉、娴静、敦厚……弘扬所有女性应具备的传统美德，似乎成了作者一心不变、矢志不渝地走在写作路上的原因和目的。《纪念》中的母亲，美丽、善良、慈爱；《芳草地去来》的汪卉，同样温婉、娴静、贤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取材广州市民的两部作品——《冼阿芳的事》和《广州小说三题》，依然沿袭了鲍十一贯的写作风格。《冼阿芳的事》写生活在城中村的冼阿芳的故事，围绕冼阿芳如何从村民到居民，如何从卖菜的农民到送煤气罐的“尴尬”市民，她勤劳、隐忍、坚韧，盖新房、教育子女，样样不落人后。尽管她啰唆得让人烦，“但她们充满矛盾的生活和情感，却在一种涩涩的苦与淡淡的悲中，逸出一股浓浓的爱与汩汩温情，令人动容”。

　　比较起来，《广州小说三题》之《西关旧事》中的阿婆，则是完美得无可挑剔。她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那双眼睛是那么清澈，没有一点儿老年人的浑浊。不仅如此，那双眼睛还那么沉静，那么质朴，没有一丁点儿‘火气’”…… “此外——不妨实说——在看到阿婆的眼睛时，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母亲”。让作者感觉如此之好的阿婆，同样来自广东清远的乡下，为了弟弟妹妹能上学，13岁的她早早就辍学到广州当童工。阿婆一辈子没结婚，因为“阿婆说，结了婚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挣到钱也不能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为父亲家着想)顿时，阿婆承受苦难的博大胸怀，以及备受生活磨难后的优雅淡定，无不焕发出美丽隽永的人性光彩和朴实无华的生命光辉。

　　社会变迁，时代风云变幻，也许古朴的道德风尚和生活习俗正在悄然变化。一些新的精神品质和新价值观，正在逐渐合围和蚕食传统价值观与传统美德。然而，鲍十对此惘然不顾，耳边响起的依旧是彼时葵花开放的声音，他如堂吉诃德般的坚守，试图挽留人们继续停留在美好又神圣的传统上，这种努力本身足以打动每一个人。《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便是强有力的例子，它“是鲍十的一个短篇小说系列工程，每篇作品以东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命名，意在通过对每个村庄的素描与‘写生’，呈现出东北平原的风云与风貌”。乡村故事，有趣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跌宕沉浮的命运，作者以“刻印风物的方式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记忆财富”，进而反抗历史，反抗遗忘。我不由得想起巴尔扎克说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它是否能解释鲍十的写作抱负？

　　钟情文章质朴风

　　鲍十固守的不仅是传统价值观，还执著于乡村叙事和日常性叙事，关注家长里短的小人物生活和情感，而且一旦认定，就连写作手法也不愿变化。钟情传统文化，钟情朴素真诚，所以他也钟情文章质朴风，俨然惟有如此，才能使其表里如一。总之，鲍十承袭传统——包括对生活的感受方式以及作品的叙事方式。

　　与丰富庞杂、汪洋肆意的叙述姿态相比，鲍十的叙事总是那么纯净，那么温和淡雅、从容不迫。“霞镇可远可近。外乡人来霞镇，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旱路。先由哈尔滨上火车，坐三个或四个小时(有快车和慢车)，到县里后，再上长途汽车，汽车经过若干个村镇以及一片广大且寂静的平原之后，远远看见了一些静悄悄的树冠，苫草的或者红砖铁瓦的房屋，再听到一些无声的声音，嗅到一些浓浓淡淡的气味——炊烟味、骡马味、饭菜味……霞镇就到了。”(《葵花开放的声音》)小说读起来平和，松弛自在，娓娓道来，保有传统抒情文学的温柔敦厚，情景交融，生发出一幅恬淡素雅的田园山水画。

　　现实主义是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主张之一，而现实主义最强调小说的写实性和白描。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鲍十作品总是伴随着明显的写实性和无处不在的白描手法。他在《纪念》里写道，“马车驶进三合屯的情形甚至是轰轰烈烈的。马蹄敲击着尚未解冻的路面，路面激动地震颤着，马车在人群前边停住。马打着响鼻，马的身体湿漉漉的，布着一层细密的汗珠儿，汗珠在阳光下闪烁”。叙述微观具体，镜头感非常强，琐碎细致，游龙走蛇般，展开事件或场面的写真。绵密到一丝不苟的写实过程，自然而然产生了强大附着力，让人不知不觉中接近事物和人性的本质。

　　这样的描写近乎白描，鲍十许多作品颇似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以一人、一事或相映衬的数件事，来勾勒小说结构。而白描手法也成了鲍十刻画人物的常用方法——冼阿芳，现年51岁。她属于那种随处可见的人，就是说，很平常，长得有点儿男人相，主要是嘴巴比较大，说话的声音也像男人，粗粗的，颧骨也比一般人的高，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好看的，大大的，即便现在看来，也是很有神采的。

　　另一方面，鲍十小说的语言节制，简练通俗，鲜有口号，白话居多，有一种独特的质拙和愚顽。人物对话长短不一，文白相间，既有铺蔓细腻，又能简约粗犷，让不同人物拥有自己特定的词汇、声调和口吻，达到“随声传形，听言知人”的效果。

　　当然，鲍十为了将小说作到“真”，经常对事情(事物)采取说明式的补白，不厌其烦甚至有些啰唆。作者这种有意为之的“不留白”的写作方法，会让读者喘不过气，并产生莫名的抵触情绪。同时，为了追求小说的平实朴素，追求以真情感人，作家往往故意淡化矛盾冲突，舍弃所谓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使得小说少了戏剧性效果，需要读者投入更多的阅读耐心。

　　弗莱说过，真正的文学传统总是那个我们没有创作出来的文学传统，需要每一个作家每一次“发明传统”的努力。鲍十行进在有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乡土(传统)文学写作之路上，成熟作家留下的宝贵的创作实践经验，是他可以学习和借鉴的。通过自己“发明传统”，最后让写作“抵达自由、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因此，鲍十正在坚持的写作方向不仅正确，也是他实现文学梦想最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