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动，鲍十不动(钟求是)

　　第一次与鲍十见面是在10年前的北京。那年春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帮作家集合到八里庄的鲁院，开始为期半年的文学修炼。报到后的起始日子，大家相互串门认脸。在二楼的一扇门上，贴着一个叫做“鲍玉学”的陌生名字，我有点纳闷地探进房间，一只高大壮实的身子移过来，将一张诚恳的脸搁在我眼前，说：“我是鲍十。”

　　鲍十还叫鲍玉学的时候，当过农民和中专学校教师；成为鲍十之后，便做了文学杂志编辑。2003年，他贯穿南北，从黑龙江蹿到广州驻足。所以此时，他带着典型的东北身躯来到鲁院，表格上的身份已是广东作家。这是一个有趣的反差，当我以为和一位广东作家待在一起时，他提供的却是东北式的笑声和东北式的酒量。他的笑声很厚，含着一种朴素，容易让人跟着愉快。他的酒量很深，每回喝掉可观的数量后，若别人再劝，还能添上三两杯。

　　几乎不用时间的帮助，我和鲍十便迅速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在那个貌似自由的环境里，一大堆男女作家扎在一块儿，自然少不了一些虚虚实实的“故事”，但我和鲍十都属于安静无“故事”的人。许多个傍晚，我们一起沿着校外马路散步聊天。鲍十平常言语不多，但这时愿意放开嘴巴。我们聊以前的生活，聊各自的儿子；当见到漂亮姑娘在路上走过，对女人的分析也会进入我们的嘴里。当然最躲不开的话题是小说。鲍十喜欢萧红喜欢汪曾祺，还说帕特里克·怀特《人树》的好话。他的文学态度是清晰的：沉到生活底部，守住写作精神，不与世俗为伍。

　　鲍十还有一个躲不开的话题是《纪念》。这部小说因为被张艺谋拍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而被抬高身价。这几乎成了标签式的东西，别人介绍他时，总要点明一句：“这是《我的父亲母亲》原著作者。”鲍十肯定为此快活过，但快活了几次以后，便觉出没意思来，仿佛一个歌手常年唱自己的成名曲会觉得无趣一样。后来当旁人提起这部电影时，他会出言打断：“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这是过去的事啦！”我知道，鲍十是个把小说看得比电影大的人，现在电影覆盖了他的小说，而他似乎又借了电影的荣光，这让他有些尴尬也有些不服气。他说：“对我来说，小说才是最重要的。”他又说：“生活太闹了，我们得静下心写自己的东西。”

　　鲁院学习结束后，我们回到各自的省份。不久，鲍十调到《广州文艺》供职。又不久，我也到杭州做了刊物看稿者。我们成了编辑同行，一期一期做着文学杂志。但作为写作者，我们显然更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那段时间，鲍十很想把自己丢到一个小镇里，离群索居，静心写自己的文字。但他的图谋难以兑现，因为杂志一时离不开他。他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做擅长和不擅长的事。对他来说，不擅长的是如何对付开会学习、人际纠纷、总结检查、改制创收等等，擅长的自然是文学本身的扩张。2009年11月，《广州文艺》举办“都市文学”研讨会，一帮作家评论家应邀去了，我也混在其中。那天会开得好，酒也喝得好，好几位作家当场翻了身子醉入梦乡，似乎以此表示对鲍十的支持。第二年元旦，《广州文艺》开出“都市文学双年展”的打头栏目。

　　鲍十对“都市文学”的用力也表现在自己的写作中。在广州10年，他仍听不懂粤语，吃不惯粤菜，但他很想捕捉这个城市。以他的理念和脾性，自然将目光投向在底层打拼的人群，这几年，他写了《西关旧事》《艇仔粥》，又写了《冼阿芳的事》，说的都是小街小巷里的普通人。在《冼阿芳的事》中，鲍十推开叙事技术，平白耐心地讲述了一个城郊女人的劳碌一生。生活的逼迫和身心的辛苦在这个女人身上一一呈现出来。显然，鲍十想在现代都市中找出被奢华掩盖着的真实东西。

　　不过鲍十真正的写作野心仍在遥远的东北。记得2008年夏天，我们俩在江西的一个文学笔会上相遇。在采风的路上，鲍十对我说，到了这个年纪，得找最想写的、能留得下来的东西——他要写东北平原的村子，一个一个地写。他的这个需要耐心的计划让我叫好和期待。以后的几年里，他以《东北平原写生集》为总题，源源不断生产出一个个东北村子，陆续发在各个文学杂志上，于是读者的眼睛会时不时撞上《大姑屯》《积万屯》《七里屯》一类的东北地名。这些小说每篇不长，但一读就觉得味儿很对，似乎每个故事里都有乡间的厚实和淳朴，每个人物身上都有民间的生动和悲欢。我觉得，鲍十离开东北是对的。现在他站在中国的南端向北遥望，这拉开的距离反而能催生惦念和想象，让他的内心时常在故乡游走。

　　大约一个月前，鲍十来了杭州。我们谈到写作时，他讲了这么一件事：《东北平原写生集》要出版了，本来以为就此了结，但有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位读者留言，说他是国内仅存的潜心写农村的一位作家。这话击中了他，他想何不继续在这个题材上写下去呢，把此事做好余生足矣。他又说：“我现在讨厌开会杂事，害怕去见不相干的生人。生活太闹了，我就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写东西。”他的口气显着苦恼和无奈，并让我记起10年之前他同样的话。吃饭的时候，他的酒喝少了，烟也抽稀了，岁月正在剥夺他的年轻。可我望着眼前的鲍十，仍觉得是最熟悉的那个样子。我明白，他的内心有一种稳定的坚持的东西，就像他的外形一样厚朴可靠。周围的世界喧哗且骚动，但我这位兄弟似乎从来不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