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大气象(麒台)

　　看过三幕话剧《窝头会馆》的观众都会有一个印象，这出戏与经典话剧《茶馆》有点神似。有评论者甚至认为，《窝头会馆》让北京人艺在《茶馆》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有了一出可以与之比肩的新戏。除了同样感受到了似曾相识的《茶馆》味道外，我也在这出戏身上看到了十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影子。实际上，《窝头会馆》正是创作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作家刘恒与排演了《茶馆》的北京人艺珠联璧合的结晶。自二○○九年献礼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首演以来，口碑和票房俱佳，已经成为了近年来我国话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力作。

　　《窝头会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它要让观众通过这样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不是领袖英雄式的宏大叙事，真切地看新中国到来的必然性。小人物演绎大历史，这虽然让《窝头会馆》与同期的其他献礼作品相比显得别致新颖，却也有风险，因为既要演活卑微的小人物，又要阐明家国大道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示一个宏大的主题，不仅很可能演成一部不伦不类的宣传片，也可能滑向彻头彻尾的无厘头。但《窝头会馆》成功了。

　　《窝头会馆》的成功是以独具匠心的构思作为基础的。我认为，在这出戏里，这种独具匠心集中体现在仁义和信仰两条主线的设计上。仁义使得人物——苑国钟和田翠兰的形象变得生动丰满；信仰的冲突则不断地深化戏剧的意旨。经由这两条主线的牵引，而不是直奔主题，让这出戏本身充满了立体感；同时，有了仁义和信仰的充分铺垫，当剧尾苑国钟喊出“一块儿去中国”时，观众也会觉得在情理之中，而丝毫不会感到突兀。

　　“仁义”是一个很北京味儿的词，形容的是人性的美善。窝头会馆的主人苑国钟生活窘迫，虽然表面上在煞有介事地催租，但是他和住在这里的租户间实际上一直保持着邻里间真诚朴实的互助关系。每次催租的时候都像是到了“要饭的日子口儿了”，不仅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开口，而且把交租的决定权留给租户，是“赏我一口饭吃”，因为他知道，谁过得都不易，谁也不该为难谁。这就是仁义。苑国钟对儿子苑江淼义无反顾的父爱更是感人肺腑，他毫无怨言地忍受儿子的误解和冷淡，想尽办法为儿子求医问药，就是最后中枪倒地奄奄一息，他还想着用窝头蘸着自己的血给儿子吃。这也是仁义。田翠兰呢，虽然表面泼辣，但是她看见小江淼饿得嗷嗷叫唤，明知道他是童子痨，还让他吃奶，因为看着孩子挨饿她心疼。一直以来，也是她尽力照顾周全没有女主人的苑家。所以苑国钟对关福斗说：“就算我这院子烂透了，你丈母娘她没烂！她嘴皮子不饶人，可她心眼儿敞亮……她仁义！”

　　通过这一条主线的铺设，小人物身上的仁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因此走进了观众的心。所以，当何冰扮演的苑国钟的血顺着裤脚淌到地上，袍子裂口处的棉花也被浸红了的时候，所有人为之动容。因为他们的仁义，观众会对他们产生同情和理解，并因此会尝试感同身受地思考他们生存的困境——为什么好人会命苦？他们的出路又是什么？有了这样的思考，第二条主线——有关信仰的主线就渐渐明晰起来了，因为信仰总是和出路有关。

　　这出戏中第一次出现“信仰”这个词是在第二幕，当保长肖启山让窝头会馆里的几个男人填入党表格时，这儿最有学问的周玉浦说了一句“苑大哥，要真能给咱们免捐……填就填吧！不就是一张纸么！”接着他又犯了迷糊，“信仰这一栏儿……肖保长，您看我填‘悬壶济世’合适么？”如果信仰不单单指向政治，那么“悬壶济世”的确可以算做是医者周玉浦的信仰。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有着自己的信仰。第一幕的开场，在一番激烈的争吵过后，信耶稣的金穆蓉双手画十字轻声说了一句“哈利路亚”，田翠兰则马上以“阿弥陀佛”高声回敬，站在二人中间的苑国钟这时只好戏谑地说“关帝爷圣明”，这样的三角对话在接下来催房租这一出又恰如其分地重演了一次。田翠兰这次还补充了一句“她信玛丽亚，我信观世音，我能矮她一头不成？她脊梁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还蹲着弥勒佛呢，谁怕谁呀！”

　　《窝头会馆》通过小人物的仁义与信仰演绎大历史。通过两条主线的交叉，我们看到一群仁义的小人物，他们善良、乐观、坚强，身处困境却无能为力。他们相互帮衬艰难地活着，逆来顺受地承受着一个政权崩塌的痛楚，苛捐杂税，物价飞涨，征兵政夫，甚至被要求“登记入党”为一个垂死的主义“冲喜”。仁义、道德以及作为精神寄托的偶像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现状，但是信仰却在这样的生活中诞生了。仁义与信仰，正好分别代表着两代人不同的处世态度，二者甚至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苑国钟与苑江淼、周玉浦与周子萍之间就屡屡发生这样的冲突。然而，信仰的星星之火一定有深厚的仁义支持，就像当肖家儿子的枪口指向苑江淼时，苑国钟会替他去挡子弹，“我儿子是赤党，我他妈也是赤党”，这时候仁义和信仰是相通的了。而且，当仁义遭遇不公，而仁义本身又难以自救时，只有信仰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责任，才能让国家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