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他敢这样写小说——从阎连科获得卡夫卡小说奖谈起(魏若)

　　“将我的一切手稿销毁。”卡夫卡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一百一十年后，中国作家阎连科说，要放弃一切可能，包括出版的可能性。他提倡也勇于把写完的作品放进抽屉里。卡夫卡的好友布劳德违背他的遗言，整理遗稿并出版三部未完成的小说以及书信、日记。正是这些作品让世人了解和认识了卡夫卡，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美国诗人奥登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的话，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卡夫卡。”

　　二○一四年，卡夫卡文学奖授予阎连科，因为他“以杂文和以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为背景的极具讽刺性的小说而知名”。这一切，阎连科当之无愧。他说“卡夫卡是最富启发性的作家之一”。

　　阎连科曾在《纽约时报》上说过：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异的梦幻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

　　《四书》花了二十年构思，两年时间写作。他说《四书》完全是虚构的，写法是天马行空。那时 “突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忽然想到有个人有一把枪，他见谁都把枪递过去，对人家说：‘你开枪把我打死吧，你开枪把我打死吧！’这个念头在故事逻辑上几乎是无法成立的，是这种东西挑战着我的想象”。阎连科这样写出《四书》，站在世界的角度述说着中国经验。卡夫卡说他的脑子里装着庞大的世界，写作是自己的祈祷形式。在他笔下，分裂、变形、死亡，荒诞的世界和异化的主题刻画的是小人物为了生存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和非理性的生存环境。布劳德说：“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是一块透视困难的冰。”也许因此，知名作家方方说，阎连科与卡夫卡气质很相近。

　　古有《四书》是儒家经典，科举用书，辖制并导引着千百年来读书人的思想。阎连科却用《四书》“献给那被忘却的历史和成千上万死去与活着的读书人。”颇有深意。他说，作为一个作家，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将成为中国文坛一部重要作品。《四书》分《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新西西弗斯神话》四部小说，时间背景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内容主要涉及大跃进、大炼钢以及大饥荒，写出中国在过去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人民面对的粮食短缺等问题。《四书》完全是虚构的，写法是天马行空。

　　阎连科对那个年代印象一定深刻。那时，他的家乡河南受灾最严重。大跃进种种怪异，如毁树毁物大炼钢铁、虚报田亩产量并将口粮当成公粮上缴的浮夸风，乃至随后大饥荒饿死人乃至吃草皮吃人肉等等也应亲历。当然这一段历史早已不是禁区，有历史记录有文学描写。但阎连科认为这段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学的记忆和作家的人格见证。他要补缺，要站在世界的角度述说中国经验。

　　当然故事非常荒诞也非常神奇。阎连科虚构了一个“罪人育新区”地理空间。其中九十九区在黄河南边四十几公里的地方，区里有一百二十七个人，百分之九十五是读书人，有“作家”“学者”“宗教”“音乐”……荒谬的是，领导及掌控这群读书人的命运的，竟然是个“孩子”。九十九区的人完全靠肉体劳动证明自己的存在，以便得到“孩子”用剪刀剪的纸红花能够离开。而“孩子”为了得到“上边”嘉奖，为了戴着红花去北京接受接见，又跟着“上边”的要求做事。阎连科说这是神实主义。对“中国现实前所未有的丰富、复杂、怪诞与当下现实主义写作旧有习规的矛盾，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学习借鉴后的明悟”。这点得到不少作家公认：阎连科是当今唯一一位真正重写神话的人。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成为他的神实主义与真实和现实连接的手法与渠道，从而造就了阎连科笔锋犀利，变形、夸张、怪诞，极端，常能穿透生活的本质和核心。

　　在卡夫卡的《判决》中，生病的父亲对儿子百般挑剔责难，儿子落水死亡前呼喊的是：“亲爱的父母，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而这一刻，来往的交通从未中断。在阎连科的《四书》中，为了自由的“作家”用鲜血当水每天浇地，渴望小麦穗长得和玉米穗一样大，直到最后的动脉血流在麦根——死，已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活，人在活着时感受着真切入骨的痛苦。这些宣泄的是阎连科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人心的认识，是一种文学、文化意义上审视和审判。

　　谈到写作，阎连科在许多场合说自己经常处于一种非常分裂的状态，自己也是一个精神非常分裂的人。生活中是一个人，写作中又是另外一个人，这是非常矛盾的。写艾滋病的《丁庄梦》只出版了三天，却被拍摄成电影《最爱》。《四书》无法出版，却获得核心期刊的评论，还有学界的专题研讨。一边争议被禁书，另一边却是诸多文学奖项的获得者。阎连科对待生活的态度淡然却有恐惧，他说：“对我来说，陪伴你一生的可能是恐惧两个字。”无论是对权力的恐惧、世俗生活的恐惧，还是现实生活的恐惧，阎连科的虚构想象一直在与现实的荒诞赛跑。二○一三年《炸裂志》出版再次践行了他的神实主义。最寓言性、最现实性的小说描写一个小村庄在十年间发展成国际大都会，却瞬间毁灭的故事。一切没有回归，人心不能回归，甚至成为超级大都市的炸裂最后也成了一座荒城。小说导引着读者“走向了另外一种中国现实，走进了大家不敢想象的现实，走进了大家看不见的现实，走进了不存在又存在的现实”。在阎连科的写作中，“神实主义”得以延续充实，我们相信还会更具质量的作品和更有说服力的作品问世。

　　虽然在写作风格上，阎连科与卡夫卡有差别有距离，但有着内在精神的丝丝相连。获得卡夫卡文学奖，阎连科当然高兴，但也坦然，他说：“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还需要更多的作家认真低下头来写出自己的作品，其他的不要考虑太多。”

　　“大地和脚，回来了。”《四书》是这样创世纪式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