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境的哲思中谛视风景——读王彬散文集《旧时明月》(张清华)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散文创作的道路上，王彬已经跋涉了30多年。虽然作品数量不是很多，然而却颇有质地与特色，体现了学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

　　《旧时明月》虽然只有十几万字，但却给我留下了至深印象。书中写女人、写自然、写人文风物，写历史与旧事，有的虽是以述说地理名胜为由，但所引出的仍是一串久远的史迹故事，因此，这是一本让人在文化层面进行深度呼吸的书。在王彬的笔端，历史的片段与关节、轶闻和秘密，人物与掌故、野史和杂记，以碎金片羽的方式被串连起来，生发出一种有意思的效应——历史变得多面和鲜活了，充满了细节性、私密性、歧义性。其间更有让人驻足盘桓、咂摸滋味的魅力与理由，有更多人生与历史的启示。

　　此书最文学也最迷人之处，是它借某个名胜、掌故或意象来凭吊那些红粉佳人的篇章。先不说其中诗意的氤氲生发，悲悯的感慨情怀，仅其中精细的书卷功夫就让人惊叹。《红粉》一篇写到白居易与张建封之遗妾关盼盼的一段唱酬，他自《云溪友议》一类稗史杂记间找到了诸多文字证据，复现出一段让人唏嘘的故事。同朝为僚且曾位及尚书的张建封，晚年曾于徐州的燕子楼设宴，与乐天先生饮宴，并请出自己最为宠爱的小妾关盼盼助兴。后张公死，而白居易居然寄诗盼盼，言其应为亡者殉身，以光“名节”。几番文字往来催逼，这位盼盼终于演出了一曲“红粉酬千秋”的悲情绝唱，绝食而死。因有诗文为证，这段公案便不似子虚乌有，不止还原了一个多面的白公，更生发出了一个现代和人文的命题，那就是对于沉疴百代的男权传统的讥刺，因为它即便是在白居易这样素以“人民性”著称的诗人那里，也未能幸免。

　　同样的篇章还有《沈园香碎》，作者从陆游唐婉的悲情故事挪移到鲁迅与朱安的不幸婚姻，对这位旧式妇女的命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这类文字的处理并未因为思想的注入而变得浅淡和概念化，作者掘向丰富的历史暗道或人性幽曲的渊薮，如此便保有了文字的弹性和厚度。《翠屏山》中对石秀心态的微妙探察，《香光》中对武则天一生权谋与杀戮历史的寻访和“统计”，简直可以是“精神分析”的范例和史籍功课的样本。历史和人性互相穿插，复活出人物的心迹、性格、境遇与命运，也使文字本身发酵出更多诗意和神韵。

　　最能体现王彬史籍疏证和校验功夫的是有关北京的几篇文章，其中关于老北京的地名风物、碑碣旧闻的辨析考据，令人惊叹。读了他的文章遂知道，在我们脚下，历史烟尘之中曾发生着如许动人心魄的故事。其中关于清乾隆时期的一位征西将军兆惠的描述，所涉及的知识涵盖了清初叶时突厥、蒙古、回部等北方诸族十余个部落的沿革、迁徙、征战或联姻，还有兆惠本人开疆拓土的功勋。王彬的文章竟能将这些史迹清理得丝文不乱，而且为挽救数处珍贵的文物遗迹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最后，还要谈谈文章的风神和笔法。《旧时明月》给我强烈的感觉是，它会让人感到时光渐渐慢下来，它经得起细读、细品，须要洗心净手、凝神养气慢慢地展读。这当然不是来自刻意的“章法”，真正的好文字不过是人的映像，它体现的是作者的学识气度和情怀修养，这岂是可以雕琢堆砌出来的？文如其人，王彬文字的从容厚重和温润隽永是其修养学识的自然流露，他低调含蓄的为人风格，也自然地映现于他的文字之中。

　　不过，“没有章法”并不意味着王彬的文字缺少秩序，相反，不显雕琢乃是娴熟功夫的自然表现，王彬的文字老辣洗练、不施粉黛。言其无法，首先是说“境界为上”，王彬总在自己的文字中提炼或张扬出天地正气与人格风骨，相形之下对那些不足取的观念趣味他都毫不隐讳地予以针砭，而对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也从来不限于道德称颂，而是试图彰显其内心的丰富、性格的多面，凸显出命运的力量。一如他借什刹海的诗文旧迹对赵孟頫一生的简约描述，透露出一丝庸常，几许悲情。赵孟頫并未像宋臣谢翱那样以身殉节，而是以遗民身份投考新朝求官，然而“一生行事总堪怜”，他并不如意的内心，使之每有“红裙翠袖奈愁何”的失落感。作者以敏感的笔触，写出了他的诸般处境，也仿佛深及他那颗敏感脆弱的心。

　　所谓“无法”也是说文章秩序的自然生成，节奏的疏密、意境的浓淡、格调的抑扬，都是随心所欲和自然而然的产物。以《岳阳三士》为例，先是写及范仲淹的进退忧乐、忘我修为的胸襟高格；随后则切换至江湖传奇中的仙人吕洞宾，并且引出一个附会吕仙的名为李教的人。最后以杜甫晚年在洞庭的巡游和诗歌作结，凸显出一个颠沛流离又执著高迈的儒家人格。读此文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良苦用意，可谓一唱三叹，跌宕陆沉。

　　在《旧时明月》中，王彬对历史人物、自然风物、典籍掌故的信手拈来、挥之即去的处置，也是他文章的精妙之处，让我想起施耐庵先生的两句诗，“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确是读史论世的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