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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陷在“知识”中的“80后”批评(牛学智)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7月10日09:45 来源:中国文化报 牛学智

  “80后”批评正在崛起,正在取代某种批评势力,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感觉有没有人共鸣,反正我好像觉得这似乎马上要成为某种事实了。

  我的观感和其他一些论评者稍有不同的一点是,他们的批评并不是轻逸、无历史感或者无根基。得到这么一点结论,我个人认为,不能单看文章,要见人,并且还要看见他们振振有词的发言过程。带着表情、伴着良知,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很沉重的,也是相当抽象,并且还有深重知识感的。

  在一次差不多云集了各个艺术门类的论坛上,我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聆听、观看的机会。基本上刷新了我以前通过文本了解的全部感受。

  举个例子吧。比如一个某名校名教授门下毕业的博士生的发言,整个论文说的就是“屌丝”的缘起与流变。但是听完该批评家长达15分钟犹如贯口一般的话语喷发,我终于糊涂了。本来网上网下还是知道“屌丝”这玩意儿的,然而我没想到的是,“屌丝”怎么能和“能指”“所指”严丝密合地联系起来,也怎么竟然成了如此之严肃的学术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谈《小时代》、《钢的琴》等新近影视剧作的图像叙事价值,发言者同样是某名校名教授门下毕业多年的博士生。规定最多不超过10分钟,但这位批评家不但超时,而且还两次打断主持人的提醒,一直说到近20分钟才拉倒。

  类似以上两位的发言多的是,我都认真做了笔记,当场的确没弄明白内容,等回来翻开笔记逐字逐句琢磨一番后,坚决认定,还是不甚明了。

  补充一句的是,前一位论者,论题其实是悲剧,但他的贯口和富于喜剧性的表情,到现在我都没有把论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想清楚;后一位所论,大家一定不陌生,但这位老兄好像把两部电影的叙事分了许多层,结论大概是说,《小时代》的电影史意义不容小觑,是不可多得的新的中国故事经验,而《钢的琴》更预示了某种新的社会组织关系建立的可能性。说到工人个体只有重新组织起来,良好的社会机制才能建立因而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感时,一脸凝重,逻辑决不容许被打断的样子。

  有了这样一个现场感,再结合我平时的浏览,对于这批批评家的总体印象,我的结论如下:

  一是知识太多,以致于不知道怎样使用知识,论述也很繁复,到了自我缠绕而不自知的程度。二是基本是教材知识的罗列。他们研究一个对象,并不关注对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只关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果,满篇皆理论,但被组织起来的理论却没有出口——在封闭的文本内相互建立,同时又相互解构——大概他们就要达到“零度”判断吧。三是知识是知识,学术是学术,思想是思想,它们之所以能被汇集于一处,不是因为有个清晰的主体性在那里统摄,而是因为这样写,是被允许、被授权的,所以,到最后,他们批评的只是一个需要演练的符号、需要用艺术作品来证明的概念,而不是有个什么明确的针对性,更不是之所以如此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追究。简而言之,是所有有形文本生产权被豁免了的知识认证。看着他们言之凿凿的论说,再对照一下创作者的夫子自道,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任何艺术品一旦出炉,本来就具有多解性、多义性,可是,多解、多义再怎么成立,总不至于把孔乙己或者刘世吾解释成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品种吧!

  最后,我就担心,“80后”的批评是不是仅仅成为了一种职业,里面不可能有你关心的价值,也不可能有你等待的知识分子新形象。

  写无数文章,出无数书,本来不过是应然的知识生产罢了。2002年左右被中国学者传相阅读的一本书是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其中有一个重要观点是,消费社会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小技术官僚,都成了项目经理人和老板,至于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已经是少有人问津、甚至谁都想躲着它。当时,这本书还能被中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比较有规模地讨论,说明那时,学术变成技术功课的现象虽有,但肯定还不至于那么普遍——有希望拯救,才会有激情讨论。而今天,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大概差不多完成了小技术官僚的角色转换,我猜想,即便再有一本类似这样的书,恐怕连讨论的热情都没有了,更遑论拒绝小技术官僚这样一个在当时含有批判、抵触情绪的称谓了。当“80后”批评家从乃师那里习得撰写课题的丰富经验,熟知项目申报的路径之时,什么棘手的社会文化问题、精神疑难,都只能先课题化,把它们变成一个个起承转合的阶段性学术成果是要紧事,哪里还管得着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呢?

  如此以来,“80后”批评的生产流水线,其实也是目前高校和研究机构学术考核制度的一种最直接后遗症。他们之所以比“70后”走的更远,是因为在“70后”那里还不完备的学术制度,到了他们这里,的确变成了非如此不可的选择了。这是今天“80后”批评家基本清一色是学院派,并且几乎全是知识誊写的根本原因。稍有差异者,不外乎选题可能比较讲究,媒体与网络现象考虑得比较周全罢了,知识叠加的本质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谁都知道,自法国思想史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风靡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家实际上大多数都在使用解构主义这一方法。然而,“50后”“60后”使用的解构主义,被解构的对象的确是福柯意义的“知识权力话语”;“70后”的个体化文学理论观念,高一层来看,目的也是为了接过前两代学人的言说意图接着往下走,走丢只是中途的事;这一基本路线到了“80后”这里,解构主义或许还正常用,但解构的目标完全不清楚了——批判对象不清楚,解构主义其实已经终结。更重要的是,前几代那里批评目的还不太变味的“文化研究”,到了“80后”这里,差不多完全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方法。一句话,在解构主义外衣和文化研究这个目的的双重控制之下,“80后”批评的普遍性批判锋芒也就被彻底消解了,批评文本只剩下了华丽修辞和繁复知识。至此,王元化先生曾预言的“思想淡出,学术突出”,在这一代学人这里究竟应验了。

  既然如此,所谓崛起、取代云云,想想真有点心惊。

  小文即将结束时,我突然想到了鲁迅先生小说《风波》中的一些细节。在九斤老太眼里,马上开饭,孩子们就不能再吃炒豆子了,这无疑是浪费。当然她老人家的一些规劝,并不被孩子们认可,她也没有听见跑开了的孩子们用“老不死的”悄悄骂她;另一方面,乘着酒船而来的文人们确也并不这么看,他们眼里,有老人摇着破败的芭蕉扇,有孩子在地上天真地玩赌石子,院子里还摆着将要用餐时的桌子、小矮凳,这应该是标准的“农家乐”。

  显而易见,九斤老太有九斤老太的道理,孩子有孩子的理由,文人们又有文人们的图谱。我们该信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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