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德行的寓言小说(李星)

——刘醒龙《蟠虺》的一种解读

　　无论是从介入并服务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还是从一位文学名家在创作中以谦恭态度对类型化、大众化、通俗化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来说，刘醒龙的《蟠虺》(原载《人民文学》杂志2014年第4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都是不应被忽视的。

　　“蟠”是盘曲状，色如蚯蚓的多足小虫，“虺”是毒蛇和有毒的小虫。《管子》一书将它或它们与龙联系起来，说“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这应该是早期“龙图腾”的起源之一。在《蟠虺》中，它是上世纪在湖北随州楚墓出土的曾侯乙尊盘外雕饰的基本构成元素。在曾侯乙尊盘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离奇案件中，这个以真为假的构件起了重要作用。

　　一件堪称国宝重器的文物丢失的重大案件及其侦破过程，是《蟠虺》的基本情节链。刘醒龙在这个侦破模式的旧瓶中，装进了对当今中国社会从权力到政治、从思想到学术层面的思考和感悟，揭示了“德行”对于个人与社会、学术与政治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寄寓了重大的现实和时代内涵。

　　与一般文物案件不同，这个重大国宝丢失案件的侦破主角，是楚学领域的几位顶尖专家及关心他们的亲属和社会各界朋友，其中甚至有曾经的挖墓大盗。而对破案进行严重干扰的，却是企图借国宝沽名钓誉的权力人物，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文物掮客和维护自己学术地位的个别学者。于是，这桩持续了二十余年的文物大案，被演化为权力与学术、国家安全与专业良知的漫长博弈，成为德行与权术、良知与背叛、光荣与黑暗的角力。国宝重器被赋予了远远超过它历史文化价值的象征意义，而寻找它所经历的种种扑朔迷离的过程，也就成为了一部思想文化和学者人格的长篇寓言。如果说此前作家这样的敏感，或许会被认为是一种空穴来风的想象力过剩的话，那么在今天，随着某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重大贪腐案件细节的纷纷披露，作者所传达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学术界的乱象与黑暗，就是在直面当下现实问题，有着居安思危的深重忧患。

　　小说中，事件的主导者曾本之是楚学研究泰斗级的人物。作者在他身上有着超出单纯学术品质和人格精神之外的深刻寄寓。他凭借自己的专业成就，登上了曾侯乙青铜文物研究的顶峰，并成为许多后学人物的晋身之阶。书中的文化厅副厅长，后来又成为地位显赫的青铜器研究院长的郑雄，正是依靠他的“学生”兼“女婿”身份，并以维护、保卫他的地位之名义，而得到这一切，并受到政界人物的青睐。然而庆幸的是，曾本之并没有被蒙蔽，不仅最早发现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盗，清理了门户，而且公开承认了关乎自己学术生命的学术观点是靠不住的。之所以在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同辈专家郝嘉死后的二十年中隐而不发，只是他已经自觉而勇敢地承担了找回真品国宝的重大使命和学术责任。他的人格精神高贵，无私无畏，拥有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得道多助，与他为了一个共同使命并肩战斗的，还有被逼自杀的郝嘉及他的儿子郝文章，老学者马跃之及女儿曾小安，学生万乙，警察沙璐，妻子安静等。就连已在狱中的文物大盗何向东及他的妻子华姐，在知道了“老省长”、熊达世等人偷盗国家青铜重器的重大阴谋后，也幡然悔悟，为真宝的回归而全力以赴。曾本之成为了在国家司法力量之外的护宝领军人物和民间、学界的行动核心。小说将曾本之塑造为一个兼有政治家的敏感、侦探家的缜密、预言家的神秘、决策者的行动力和学界良知的多项全能的角色，尽管其中或许会有违生活真实之处，但在这部寓言体文本所虚构的世界中，又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寓言这种以虚构的故事说理喻事的文学言说方式，源远流长，在近现代更成为一种经典迭出的小说文体。除此之外，《蟠虺》还对侦探类型小说形式有所借鉴。一件国宝重器的得而失、失而归，凝聚了作家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学术、学人品格及权力与学术的诸多感悟与思考，焦灼与呐喊，在权力、政治、学术、文化这些当代社会热点之外，更深入地触及了学人及政治家品格这个常常被遮蔽的深层问题，并且塑造了坦荡无私、惟诚惟真、敬业爱国的几代学人形象。曾侯乙尊盘这样的国宝重器在小说中更是一种功业与德行的象征，天造地设，唯有德者配之，这是刘醒龙通过《蟠虺》所传达的重要社会及人生感悟。曾本之终于获得真器，这个功业也正是在将“院士”这个头衔彻底放下，公开承认“脱蜡法”是错误之后的人格和德行境界的提升。

　　人非生而知之，作家是在不断地阅历和写作实践中生长成为参天大树的，贾平凹、余华、莫言是这样，刘醒龙也是这样，从小说《蟠虺》中我就揣摩到了他心灵境界的成长轨迹。另外，《蟠虺》还表明，文学切入现实，表现自己时代的成长与进步，思考与痛苦的方式也是多式多样的。这正是刘醒龙所给予今天的人们和当今中国文学的两点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