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味的指向——读《最后的乡贤》(李一鸣)

　　李登建的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最后的乡贤》，记录的是一位叫郭连贻的有德行有声望的乡贤。主人公是齐鲁大地偏僻山村简陋土屋里的一位老人，一个从未受过规范教育的乡野之人，仅凭民间野生随性自在的“记问之学”，历经人生繁复起伏，最终成为“学识渊博的乡野儒师”。不仅在方圆百里几乎妇孺皆知，而且《中国书法》曾辟“现代名家”将其与赵朴初联袂推介，山东省政府敦聘其为文史馆馆员。他情怀高洁、儒雅仁厚，颇有君子风范；他才学卓异、甘于寂寞，保留隐士遗风；他饱读诗书、遍览文史、博考经籍、研精覃思，赋诗填词、勘史研志、撰写小品、校注古诗，成就一时传奇。正如人们感叹的：“朝有贤相，野有高人！”

　　李登建历时三年，以一个为文者巨大的虔诚、审慎与敬仰，将郭连贻的传奇一生描摹得真切质感、疏密有致。多难的童年，顽皮的少年，战乱纷扰的青年，屡受打击的中年，泰然深厚的老年，命运多舛，沧桑历尽，终至弥足淡泊，通透致远。在无尽难挨的岁月里，老人把痛苦、愤怒、孤独隐忍于心，拼力在命运倾轧和人生夹缝中找到一种生存方式，既保留一份自尊，慰藉心灵，又对加诸于身的种种厄运做出无声反抗和蔑视。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印度教典的经语“不去思想未来，并由衷地凝视现在，于永恒地自我认同而生活，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若无如此心力情智，何以会于岁月颠沛、时光流离中，赢得命运的最后垂青？最为人敬重的，却是隐于老人虚怀、古雅、博学、慈悲背后使命般的文化担当、赤子般的家国情怀。饱经厄运以至八旬高龄的郭连贻迎来生命中迟来之春，老人却并未因生活改观而满足于一己之逸，从心系国家命运到关切黎民苍生，从揭示林林总总文化乱象到率范聚集文化群体，他以真正的文人风骨、道义良知，捧出一位长者的血肉之心，以此将“乡贤”的意义，阐释得极致而深刻。老人的一生，仿若一卷徐徐展开的动态长轴，深沉复华彩，激越复繁芜，淡静复悠长。

　　不仅如此，作者的锐笔没有停留于对传主个人成长故事的描绘，而是向着纵深场景掘进，将笔触深深切入人的内心世界，淋漓展示其内心的冲突，探其灵魂的挣扎、性格的被扭曲变形。年轻时的清高自负乃至桀骜不驯，历经一次次沉重打击、艰苦磨难，就变得谨小慎微、畏首畏尾。身处的时代错乱，脚下的文化泥泞，使行走中的旅人满怀血泪和屈辱，充满搏斗与抗争，凝结的是许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定年代遭际的缩影。事实正是如此，只有在时代发展中，努力开掘人的内心，发掘特定人文环境和历史传统对于人的精神影响，进而开启照亮人类心智的灵光，方能实现文学的根本价值。

　　从文体上看，这当是作者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它既不同于散文的自我表述，以自我为主体的天马行空，亦不同于许多报告文学的以被书写者为主体的作者的相对隐匿，而是将两者有机而妥帖地契合在一起，既清楚透彻地将人物对象的一切予以呈现，又兼顾文本表达的文学内涵，恰切遵从文学语境的正当性，呈现作者的生命实感，将史与实、史与人、情真与事信、想象与纪实彻底重组，焕发出独特神采魅力。这里可见李登建独具的艺术匠心和深厚的文学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