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老九的另一面(李迎兵 吕谦诗)

　　所谓重瞳，就是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这是一个直观的解释。重瞳的人，能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事物。也就是说，他们对某些即将发生的事件有预见性、洞见性。

　　接触老九，看老九的小说，让人们感觉到他是一个极富个性的重瞳世界的艺术构建者。他的《对象》《连环劫》《白老鼠》《永远的迷宫》《心灵是一个孤独者》等一系列风格迥异的作品，宛若一座座重瞳世界中各自独立而又互相牵连着的水晶迷宫。有人说，形式即思想，结构即内容。我们在《连环劫》的复调和交叉叙述的语境里，感觉到作家老九隐藏在其后的身影。这种若即若离的抒写，总是不动声色，而且扑朔迷离，甚至于高潮的铺张和宣泄时，急转直下，跌入阴冷的冰窖。而在中篇小说《对象》(《中国作家》2014年5月号)中，作家自己站了出来，冲向了前沿，把这个爱情故事，搅得风生水起，色彩斑斓，进而一片狼藉。老九就喜欢这种审丑的写作，他不按常规出牌，总是剑走偏锋，用他那重瞳的眼睛，观察人物和世界。

　　我们在《对象》第一节里，读到这样的句子：“在我想搞对象，该搞对象，要搞对象的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是很臭的。”这里的“很臭”，不仅仅是“我”外在物化的矿工形体，更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自卑，也为整部小说定下了自我审判的调子，老九毫不留情地撕裂了自己，有了一点“残酷青春”的调侃味道。作家笔下的复兴煤矿及其洗煤厂，让“我”的特立独行显得更加怪异。这既不同于当年徐星《无主题变奏》里的“我”，又不同于王朔的《橡皮人》《顽主》里的主人公，因为不同的环境背景和地域性，让不同的人物有了性格重合之外更多的个性和延展性。《对象》在向我们展示什么？我们很难界定它、概括它、归类它，但它的诗意、气氛、情绪、焦虑、孤独、审丑却氤氲着、包围着，甚至拥抱着我们。

　　你会发现老九《对象》里的“我”，是《连环劫》里“老九”的延伸，并有了更多丰富性和饱满度。这是因为，作家老九与自己笔下的“老九”，与《对象》里的“我”，有了更多勾连性、贯通性，如同面对不同方向设置的镜子，让我们看到多个不同的老九——此老九，似乎并非彼老九，但又确有某种极为巧妙的暗合和呼应。老九的抒写自如，正是因为其脚下这块坚实的土地，被他用才情的执著挖掘成一口生活的深井。老九的深井，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和工作的复兴煤矿。我们读《对象》，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异于常规的文本，只是他复兴煤矿系列小说之一，有的人物在《对象》里未必饱满，但在《连环劫》等系列小说中却浓墨重彩。

　　在《对象》第三节里介绍矿区，从大的方面分为三种，比如露天矿、平硐矿和井深矿等。尤其对“仓下”的描写，让人想起了卡夫卡的《地洞》。而这个“仓下”，却是来自老九真实的生活经历，来自他那真切的生命体验。他开头大量的铺垫都是为了“我”心目中女神烈霞的出现。在第五节里，她让“我”立马“就呆傻了，就懵懂了，就崩溃了。她刹那间揪走了我的心，扎根在我的眼睛里，全世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后，“秋天的阳光穿过墙壁，笼罩了我；秋风从门口闯进来，抚慰了我；小楼的水泥地板，托举了我；我的身心飘了起来，热血直冲头顶，想冲动地对世界呼喊。”这段文字，让人感同身受，不由得不想起老九这个具有刚烈性格的矿工汉子，还有极为敏锐细腻的柔肠侠骨。老九在《对象》里对爱情的描写是具象的，但他在小说里所具有的重瞳特点，使得小说视点在不断拉近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又不断地拉开，展现了更多相关人物的命运。

　　这个真实而又感人的爱情故事，记录的是当事人真实强烈的内心感受。既奇妙又懊恼的内心感受，富有更多的戏剧性，因而有了激动，也有了感伤；有了甜蜜，也有了无奈；有了留恋，也有了惆怅。老九通过“我”的叙述，开启记忆，重温爱情的奇妙与懊恼，用语言符号、形式要素、经验表达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出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心灵演变。小说文本的完成，其重要任务就是要凸显纯形式的艺术路径，又要烘托出人物形象内在精神的演化过程。老九《对象》里有了这种强化，宛若神来之笔。其中，通过爱情心理的书写，通过诸多人物形象和特定环境下的人物关系，力求让小说文本充满更多指向和可能。

　　《对象》中有大量充满哲思的相当真实的心理独白，环境的描写又暗合了主人公的行为轨迹。这里的“我”，以及与篇中出现的“老九”或者“我”，肯定都是作家老九的精神缩影，但又有某种小说视角不同的变异。变异是因为重瞳的效果，也可能不是，还有某种距离感、焦点，甚或时间和情境不同，所导致的多样性效果。这样的影子，在老九《对象》里达到了一个精神的高度。

　　从老九的小说文本里，可以读出诸多来自厚重现实生活的人生况味。显微镜与望远镜打开了宏观和微观两个世界的大门，从而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老九试图在《对象》里通过自己独特的抒写和诠释，达到显微镜和望远镜的效果。“我们”和“我”是一个大小不一的同心圆，有重合，又有“共同体想象”与“个体的体认”之间的不同。任何一个当代作家都是在过往文学经典之上完成的，因为有了某种新的添加和改变，也试图与大师们进行对话。无论是《连环劫》还是《对象》，都在叙述语言和叙述结构上与地地道道的传统路径有了主动的革新。这种革新，应该是作家对更多写作可能性的一种颇有价值的尝试和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