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啊，北京》登上文坛以来，徐则臣的创作一直在“出走”与“回望”之间游走——“京漂系列”和“花城系列”，两条路越走越长，终于在长篇《耶路撒冷》合龙。在北京打拼10年的游子们回到了故乡花街，但这却是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耶路撒冷，又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地名，又一次出走的方向。如果说“啊，北京”是一句小伙子的口号，“耶路撒冷”已像一个中年人的抒情。是的，“70后”已届不惑，“70后”已经开始回忆。但在回望故乡的同时，心又飞向了更遥远的地方。
小说有五个主要人物，都是从花街出走的有能量的年轻人。初平阳，从小城的大学辞职去北大读研究生，从中文系跳到社会学系，眼看经由传统的考学之路已经可以留在北京，又要去耶路撒冷游学。对于他来讲，生活仍然在远方。舒袖，初平阳的女友，当年陪初平阳辞职做“京漂”，在贫困和焦虑中守望。然而，这个时代，光靠爱情的能量已经撑不到终点，她终于回乡，嫁了高帅富，为人妻母，梦想的火苗或许未熄，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只能存身于一段与前男友的婚外恋。易长安，花街妓女的儿子，在北京靠办假证发财，声色犬马又有情有义，最后锒铛入狱——熟悉徐则臣“京漂”系列的读者，一眼就看出他是边红旗(《啊，北京》)、敦煌(《跑步穿过中关村》)的又一分身。但他既不“写诗”也不“跑步”，只是在不断的“泡妞”和“跑路”。显然，这个来自民间的草莽英雄已经失去了作者的诗性庇护。秦福小，花街妓女秦奶奶的孙女，怀揣着对自杀弟弟的负疚和对初恋情人的失望离乡出走，历尽沧桑后又回到故乡。她是小说中最“文青”的形象，也是所有男人们关切的对象。她回家了，“到世界去”的男人们就有了心乡。杨杰，北京知青的儿子，从小叛逆母亲“杰出”的期许，但最终以做正经水晶生意的方式在北京出人头地，又衣锦还乡，行善吃素，堪称这个时代最被认可的“成功人士”。显然，这五个人物的选择和命运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的生命轨迹呈现出当代从底层走出的有志青年的主体命运。以一组成长人物的精神回望和命运轨迹展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变迁，徐则臣的写作抱负路人可见。
小说的结构是严格对称的，共11章，每章都以人物名字命名。前五章是“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五个人物依次出场，如扇面般打开，后五章再依次收回，中间的“扇轴”是景天赐——秦奶奶的孙子、秦福小的弟弟，从小被像命根子一样养大，不料被雷惊疯，12岁时割脉自尽。景天赐的死和小说中的五个主要人物都有关，是他们心中的一根钉子，因为这根钉子，他们无法完全按照现实的法则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没心没肺地活着。无论走多远，他们都得回来，偿还心灵的债务。小说中，耶路撒冷承载了多重含义，既是主人公初平阳要去留学的地方，也是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精神指向，正像作者徐则臣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一种宗教象征，不是具体到犹太教、基督教里的名词。我更是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信仰，每个人的精神支柱，心安的精神支柱”(《专访徐则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耶路撒冷》，《京华时报》2014年4月18日)。但为什么是耶路撒冷？从李佩甫的《羊的门》、《城的灯》，到刘醒龙的《圣天门口》，1990年代以来最有分量的现实主义力作中常有一座外置的圣殿，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修辞象征，成为全书唯一的精神救赎力量。难道中国文化内部不能再有自我引渡的资源？
《耶路撒冷》是一部极具思考性的小说，小说每一个章节的后边都穿插着一篇总题为《我们这一代》的专栏文章，以小说主人公初平阳的名义，对“70后”一代的精神困境进行专题探讨，解读这一代的怕与爱。这一组专栏文字像扇面的背面，写实和议论两两相对，像米兰·昆德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等小说的“论文体”一样，大大拓展了小说思想开掘的空间。
在“70后”作家中，徐则臣向以写作基本功过硬著称。《耶路撒冷》虽是仰望星空之作，但一步一个脚印，近五十万字的“长途”，一丝不苟。小说写得周正、结实、宏阔，敦敦实实地矗立在那里，像一座纪念碑。很多场景令人过目不忘，尤其是那些有关家乡的意象，如运河边大和堂的宁静宽敞、除夕雪夜年迈的父亲赶牛车拉儿子、媳妇、孙子回家……语言和细节也都很“瓷实”，一个个落在地上，“像生铁一样发出坚硬的光”。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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