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高原的魅力(陈道阔)

——读刘迪生长篇报告文学《南国高原》

　　儿时学中国地理，知道中国有几大高原，如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然而，北回归线上的广东地台，在青年作家刘迪生看来，也是颇不寻常的一方“高原”。

　　仔细地读过《南国高原》，不得不佩服作者刘迪生的慧眼和诗情浩荡的童贞情怀。在《南国高原》里，刘迪生浓墨重彩地写到了袁庚，写到了这位“袁老爷子”的“蛇口青年风波”和本书主人公徐克成的不解之缘。

　　在刘迪生笔下，“南国高原”是徐克成和他的“复大医院”的高度，在我的眼里，却是港澳的高度、深圳特区的高度、客家文化的高度、袁庚和他们那一代猛士的高度。徐克成因为站在这个“奇点”之上，站在那一代巨人的肩上，才让我们有了一种仰视的感觉。

　　从书中看，徐克成已逾古稀之年，经历了新中国的全部历史。这一代人多被诟病，他也曾参与过对恩师的批判。因此，他总是在忏悔。就冲这点，他起码是一位良知未泯、胸怀磊落的老人。读罢全书，我和作者一样，对“徐老爷子”也有了“倾风良切”的感觉：“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世风沉沦、谎言亢扬之际，补缀着洞穿的道德底线，呼唤着人的良知，传播着科学的理性箴言。”

　　其实，我并不在乎徐克成老先生“站在东、西方医学成果之峰巅”、“将西方当代最新医学成果，全部端上了东方的盛宴”，也不在乎他的N次挑战或N个奇迹：因为，每一个成功者都会有自己的经典案例。我最欣赏的是他作为“复大医院”总院长的“经营”模式——

　　蛇口风吹衣袖，袁庚耳提面命，卫生部老部长陈敏章的殷殷嘱托……背负历史的使命、宿命一般，让人震撼也不解的是，徐克成进军“民企”开办医院的初衷，不过是“消灭红包”而已：这个目标是何等的渺小而卑微，却是困扰这个国家、这个行业的顽症死结。

　　他居然做到了。这位求学东瀛、讲学欧美、游学港台的医人，创办“复大”之初，“顶层设计”就赋予了“无缝对接”、“比踵世界”的全新生命和“量身标高”：“在徐克成看来，日本人能做到的事，美国人能做到的事，台湾、香港人能做到的事，内地，中国人，也能够做到。我们的素质、环境、条件……什么都不比他们差。那些想着理由拒绝人家成功经验的人是很可笑的，只不过说明他们自己是一群没开心智的无能之辈罢了。”于是，我从这部节奏明快的纪实读物里看到了希望——不必悲观、不要气馁、总有人在抚膺内省、开发心智的希望。

　　徐克成当然是在挑战死神、拯救生命，但在我看来，他挑战的更是没有底线的堕落黑暗，拯救的是这个时代虚伪的灵魂——我以为，这才是徐克成最了不起的“挑战”与“拯救”，堪称对一种社会“绝症”的“妙手回春”。

　　诚如作者在“后记”中写到的，“在这里，这个王国，这里的人文环境，这里的诚信指标，这里的意识形态，我们看到了一块天外飞来般的——‘空中花园’”。每一个有幸像徐克成一样出洋考察过或准备跨出国门的“肉食者”，应该都会从这部著作里受益良多：他那海纳百川兼容放达之情怀，像一块海绵，点滴不漏地吸取当今世界东、西方的最新成就，在自己的“枕中王国”隆起放目天下的精神高原。

　　记得此前刘迪生还写过一部关于志愿者赵广军的长篇纪实文学《点亮生命》。其中，刘迪生奔洪裂岸般的铺排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多是他辛勤采访的苦役回报。然而，就像茨威格的人物传记与小说同样被世人称道一样，这类文学也有它自身的艺术规律，作家的审美趣旨和文学造诣决定了写作对象的文学价值。我在《南国高原》里看到的，是这个时代极为罕见的、南国地标性的人物。集患者、学者、开创事业的管理者于一身的徐克成将这时代家国与个人的苦难和荣耀推向了极致。他的文学亮点是人皆有之的人生追求，是真实淡定的理想，而他的典型意义也正在于他独特的人生：诚如作者的感言——“他，是可怜的小白鼠，是万能的耶和华，其实，他是这个时代的圣人。”

　　“桃花源非神仙地，好人多处即梵天。”我于是可以理解刘迪生的笔意了：徐克成不是菩萨不是神仙，仅仅是一位“好人多处”的“带头大哥”。

　　撇开作者的孤高旨趣，《南国高原》的谋篇布局相当精致慎密，让人有一种曲径通幽、阅读妙赏的快感。对主人公徐克成的描述、提炼、升华，很见刘迪生的刀笔功力：小故事大背景、非常事平常心，抽丝剥茧、娓娓道来；泼墨工笔，飞白繁简，酣畅淋漓。在平面读物日见萎顿、相当凋零的今天，这部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是不大多见的上乘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