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某些诗人来说,理解他们需要的也许不是一篇诗评,而是一部诗人成长的文化微观史,因为诗人和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密不可分,而对有的诗人来说,其诗歌本身就构成了一部独特的成长史。比如诗人潇潇新近出版的诗集《踮起脚尖的时间》,收录其创作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及其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代表作。在这本写作跨度有20年之久的诗集中,呈现出诗人的成长历程。正如书名所着意标示出的,“时间”,成为理解这部诗集的一个关键词。
对于一个置身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相混合的暧昧时代里的中国诗人来说,时光中饱含着痛苦的泥沙。在潇潇的诗歌中,对于时间的体验是感性的、充分女性化的,时间流逝带给肉身的撕裂感迫使诗人寻找那痛苦的来源:正是对尘世事物的依恋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也置换了幸福。这是一种古老的痛苦,在时间幽冥的隧道中,潇潇体会着“内心涌起的孤独”。当诗人无法击破坚壁般的残酷现实,生命中的决绝尚不足以抵御风暴的时候,惟一的安慰,只能来自于“爱”,尤其是对于女性诗人来说,那几乎是惟一的光亮。
在潇潇的诗中,对于“爱”的记忆、寻找、梦想,伴随着现实的一寸寸挫败“喂养了岁月的乳牙”,化为诗行中那些伤痕累累的哀歌、悲歌、挽歌。早在90年代初,潇潇即写下了在我看来是她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作品《另一个世界的悲歌》,这首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见证性——历史的见证、坚贞爱情的见证——更在于它是 “隐微写作”的一个范例。遗憾的是,这决绝的冰雪之声还未及在后来的写作中贯彻下去,一个迅速物质化、世俗化的消费时代就席卷了每一个人。诗人活着,但已经难以承担起反抗者的角色,从宏大叙事退场的诗人重新回到平庸的日常,也即回到作为女性的存在自身,对于具有充分自觉意识的写作者来说,它其实意味着一个新的契机,在陡变的现实境况下,真正的书写才刚刚开始。
上世纪90年代后女性写作的崛起试图打破男权话语的遮蔽,女性写作一方面显示了当代中国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的成熟,同时也暴露出观念上的偏执,与男权话语的二元对峙不可能将女性写作带入自由和绝对的写作,而过于个人化、私人化的写作策略则使文本愈发局限于褊狭和幽闭。女性意识的自觉首先体现出来的是语言的自觉。尽管潇潇的写作对女性诗歌的“黑夜意识”似乎抱有疏离的态度,但从她的作品中仍能发现女性写作的某些特征:尖锐、疼痛的自白风格,基于女性经验的反逻辑句法、意识流等等。例如在《跳动的古瓷》中她以意识流的手法描摹孤寂而错杂不安的情绪状态:“半夜,我被自己的睡眠推醒/四周万籁俱静/房中只有时间走过的味道/初冬打着无声的哈欠/与黑暗一起见鬼去了/……亿万只虫鸣开始在我的耳膜上嚎叫……”即使是她笔下的风景也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曲折地表达诗人内心的伤痛:“仅仅一滴蓝/就大于高空的思想/大于气候中一个女人的命运”(《天堂,镜子》)。而那匹孤独的“雪豹”则成为超拔于尘世之上的精神投射:“今夜想念拖着云朵勇往直前/天空也朝你扬鞭策马而去/我咬着嘴唇/刺痛的雪豹踏着天上的星星朝远方追赶”(《刺痛的雪豹》)。女性的生命和爱情似乎永远处于困境当中,一方面渴望被爱吞噬,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对自身的沉溺,在哀怨和悲鸣中有时会将暴力指向自己,表现出一种受虐倾向和死亡冲动:“你要记住/还有一个被放逐到天边的人/可以用死换你的命”(《爱的挽歌》)。“我被浮尘撞倒,一颗灵魂/再一次挂在刀尖上/使每一个夜晚意外地尖锐/每一个清晨锋利无比”(《灵魂挽歌》)。
置身于时间的河流中,看不到前世也猜不出未来,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有限情境,面对自己的柔弱、孤独、有限。对此,潇潇以她诗人的敏感体会着这一切,又以她的单纯与感恩承担着岁月冰刀的雕琢。她在诗中多次写到“雪”的意象,“命运的大雪”、“首都的大雪”、“外省的大雪的心脏”,有时雪也是“飘落的火焰”等等,也许只有在苍茫的雪意中转身回望,才能洞透一路走来的深深浅浅,才能以隐忍抵达明澈,为苦难升起光辉:“你曾经热爱的一切/都加深了老年的疼痛”(《风雪中的诗歌——怀念帕斯捷尔纳克》)。仿佛诗人已经先行到晚年,从而获得了一种回忆录般的眼光和梦幻般的怀旧感——
多年后,我头发花白
牙齿脱落
开满波斯菊的皱褶脸上
唯有眼睛依然透明
(《与仓央嘉措有关的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