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庄禅美学(张志忠)

　　老庄、禅宗美学的当代意义

　　新时期文学的狂飙突进，曾经让我们感慨，“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在当下的文学状况恢复常态之后，则可能会觉得“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关于新 时期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联性，其实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我愿意加以补充阐发的是，新时期文学对老庄、禅宗美学的内在传承，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高度的评 价。庄重浑厚、气象森然的儒家美学，强调仁义之美，注重现实功用，教化世道人心，敦善君臣伦理，如杜甫所言，“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致君舜尧上， 再使风俗淳”，严以律己，也严以律人，倡导人们的“社会化生存”，善则善矣，未免规范严密，难以亲近。许多时候，它还和专制权力结合，皇家正典，来势汹 汹，让人避之弃之惟恐不及。庄禅美学的弘扬想象，放飞心灵，超越功利也超越权势，外法自然，内依本真，彰明个性，浪漫狂放，推崇的是“自然化生存”，如陶 渊明所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李泽厚在《漫述庄禅》中描述庄子的理想人格：在庄子看来，个人 的本体存在，由于摆脱了一切“物役”从而获得了绝对自由，所以它是无限的。他“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他能作逍遥游，“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它“无所 待”，不受任何现实关系的规定、束缚、限制，从而“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 乎四海之外，生死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连生死都对他无影响，更何况利害？更何况种种世俗“尘垢”？而这就是“至人”、“真人”、“神人”、“大宗 师”——一句话，即庄子的理想人格。其与文学创作更为密切的，庄禅哲学美学地把握世界贲张感性的方式是：“无论庄禅，都在即使厌弃否定现实世界而追求虚无 寂灭之中，也依然透出了对人生、生命、自然、感性的情趣和肯定，并表现出直观领悟高于推理思维的特征，也许，这就是中国传统不同于西方(无论是希伯来的割 裂灵肉、希腊的对立感性与理性)的重要之处？也许，在剔除了其中的糟粕之后，这就是中华民族将以它富有生命力的健康精神和聪明敏锐的优秀头脑对世界文化作 出自己贡献时，也应该珍惜的一份传统遗产？”1980年代曾经流行“美学热”，其要点就在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本土的庄禅美学的汇 流所掀起的以反对异化、倡导人性复归，即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所唤起的众多青年人对新生活新生命的向往。在文学创作方法上，则是对于奉行多年的源自前苏 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构和颠覆，在明火执仗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同时，对庄子、屈原、司马迁以降的浪漫主义精神也暗渡陈仓，并且形成一股巨大的创作潮 流，至今难以平歇。

　　对于新时期文学与庄禅美学和浪漫主义的关系，已经有很多人关注并且做出了积极成果。但人们的视野未免狭隘化表面化，多集中在汪曾祺、阿城等剑走 偏锋的作家身上。其实，从王蒙、宗璞，到莫言、张炜、贾平凹、韩少功，这些从1980年代活跃至21世纪初叶的重量级作家，他们的作品和美学思想中，也闪 现着庄禅美学和文学传统的智慧与魅力。

　　儒道互补：从《蝴蝶》到《惚恍小说》

　　在近年的“国学热”中，王蒙接连推出了专著《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奔腾》《老子的帮助》，并且频频在各处名家论坛和电视媒体上出面宣讲庄子老 子，给文坛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也令人思索王蒙与老庄的深厚渊源。诚如王蒙在《庄子的享受》简介中所言，“庄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不二的奇才。《庄子》一书，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书。庄子令一些人爱得沉迷，恨得顿足。本人谈庄子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例如古汉语与中国古代史。我有的是不止一种文体的文学写作实 践，是人生经验、包括顺境下、特别是逆境下生活与思考的经验，是想象力与沟通的愿望与能为，是不无己意新意创意的阅读的生发——台湾喜欢用的词是‘发 酵’，叫做庄子两千多年后在老王身上发酵啦。与其说我是在注什么经，不如说我在认真阅读的同时找材料注我。我希望我的《庄子的享受》对于《庄子》不是佛头 着粪，而是差堪比翼，我的幻梦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思辨直奔骑牛李耳，忽悠差及化蝶庄周。”是的，王蒙与庄子的渊源很深，曾镇南在1980 年代中期就曾经指出这一点。《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从掌握一座城市命运的市委“张书记”到沦落乡村接受农民监督改造的“老张头”，再到“文革”结束后 复出且升职的国务院某部“张部长”，这一切变迁，都不是出自张思远的内心渴求和自愿选择，而是大时代风云跌宕中的命运拨弄，迷离恍惚间，他不禁发问：“真 我何在，蝴蝶乎，张思远乎？”《逍遥游》直接借取了《庄子》的篇名，作品内蕴也与庄子的奇情异想有暗合之处。王蒙的作品曾经被认作是“东方意识流”的典范 之作，其自由跳脱的结构、汪洋恣肆的文笔，恐怕是其对庄子的遥远回应吧。

　　再说宗璞。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在海内外被认定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样的名誉崇高无比，在宗璞笔下，他却是儒家哲学和庄禅境界浑融一体，坦然为 人的。“这‘人’的条件的准备，从中国传统文化能取得什么，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 一。他在具体问题面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他也能一次 再一次重新起步。我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全，经得起折腾。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有关系的。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重要精神，无论 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愿望，或是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想象，或是‘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都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 内心的稳定和丰富。”宗璞的小说作品，自《南渡记》开始，从现实题材转向历史记忆，个中原因之一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现实的功利化平庸化使宗 璞感到失望，转而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文人学士身上，发掘其汇通中西、儒道互补的精神境界。将《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等总名为“野葫芦引”，也不 无庄禅的仙风道骨，飘逸轻灵。宗璞追忆父亲冯友兰的文集《云在青天水在瓶》，充满禅意妙悟，得名于冯友兰生前非常喜欢的唐李翱的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 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2008年，因为眼疾写作已经非常困难的宗璞发表了《惚恍小说(四篇)》，似乎是从长篇小说的历史语境 中回返现实的短平快之作，但是，这又和当年的《红豆》《三生石》《弦上的梦》等直击现实生活深处、叩击心灵隐微的旨趣相异，而是大有《道德经》的“道之为 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意境，与现实生活若即若离，意近旨远，作家还生怕读 者未能领会其良苦用心，让作品中的一个叫阿虎的人物现身说法。这位阿虎，因为见多了大公司里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辞职办了个“稻草垛咖啡馆”，自己做自 己的主，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自得其乐。有旧日同事夸奖他的咖啡馆办得好，应该考虑开连锁店——

　　阿虎笑笑，说：“成功几个子儿一斤？人不就是一个身子，一个肚子吗？”他记得小时父亲常说：鹪鸟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不过他不对旧同事说这些，说了他们也不懂。

　　阿虎的父亲是三家村的教书先生，会背几段《论语》、几篇《庄子》。不过几千字的文章，他不但自己受用、还教育儿子，乡民也跟着心平气和。阿虎所知不过几百字，常想到的也不过几十字，却能让他知道人生的快乐，不和钱袋成正比。

　　历史与自然：庄禅境界的正面与负面

　　莫言、张炜、贾平凹、韩少功等“50后”作家，与王蒙、宗璞等上一代作家对庄禅美学的继承，有着自己的特征：他们缺少后者的那种儒道互补的调谐 而偏向于道禅一脉，同时，却也对庄禅的消极一面持有相当的警觉；他们对于将庄禅思想融入人生态度，可能会有保留，却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抱有更大的 热情去加以探讨。

　　贾平凹的《废都》中也有一只蝴蝶，庄之蝶，他与王蒙笔下的张思远，两者都有着作家“夫子自道”的意味，但两个人物的品质和评价却大相径庭。张思 远生气勃勃踌躇满志，充满了新时期伊始的理想高扬、浮躁凌厉的进取精神，虽然有着庄周梦蝶似的身份困惑，但是，革命者的斗争情怀和乐观主义，在他身上是第 一位的。庄之蝶完全浸淫于庄禅境界之中，甚至他偷欢作乐的房间也命名为“求缺屋”；但是，时当市场经济大潮涌起，古都西京城里的“四大名人”也罢，僧俗两 界也罢，都被卷入追逐金钱与欲望的滚滚红尘。庄之蝶也有道家思想的负面印记，道家强调男女交合采阴补阳健身延寿，庄之蝶则把诸多艳遇视作可以恢复和激发自 己文学创作活力、摆脱萎靡不振的密径。张炜的《古船》中，老庄哲学的正负两面则分属隋抱朴和赵炳两人：身心自少小就遭受过严重摧残的隋抱朴，感悟历史的残 酷血腥和家族血液中的原罪印记，以绝情寡欲、超越实用功利的方式抱诚守一，在老庄的浑然天成清静无为与马克思的全球共产主义憧憬中获得了精神的救赎。权势 人物赵炳则将道家的“势”与“运”应用到乡村的权力斗争中，久经风浪而长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可以和阿城笔下的“棋王”王一生下棋的每战必胜相印证)；他 霸占少女隋含章和任意染指别的乡村妇女，在满足欲望的同时，将采阴补阳养生之道也修炼得出神入化。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韩少功的《爸爸爸》中，那个又痴又傻 的丙崽，只会说两句话，“爸爸爸”和“×妈妈”，却可以应付一切外在环境变化、世态炎凉和内心的荣辱悲欢，大有《道德经》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的气概，也颇似于《周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的阳爻与阴爻，极简，却具有强大的应对和阐释能力，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作品 问世之初，常见的评价是说，《爸爸爸》通过丙崽的形象，揭示了中国文化的蒙昧、停滞、自我禁锢和盲目自信，鞭笞了为什么近代中国会落败于席卷全球的现代化 大潮的“国民性痼疾”。但是，据洪子诚先生的考证，从最初刊发在《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的《爸爸爸》，到收入2006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韩少 功系列”《归去来》卷的改定本，韩少功对作品予以了大幅度改写(达三分之一强)，其评价也有了较大的翻转：“在庄重与调侃、悲壮与嘲讽的错杂之间，可以看 到向着前者的明显倾斜，加重了温暖的色调，批判更多让位于敬重。最重要的是，写到的人物，丙崽也好，丙崽娘也好，仁宝也好，仲裁缝也好，这些怪异、卑微、 固执，甚至冥顽、畸形的人物，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作家给予他们更多的发言机会。即使不能发声(如丙崽)，也有了更多的表达愤怒、委屈、亲情的空 间。叙述者在降低着自己观察和道德的高度，限制着干预的权力。我们因此感受着更多的温情和谦卑。”这也许是从最初的启蒙立场，退后到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所 致，也体现出作家对庄禅文化的新的理解。2011年，他在与韩国学者白池云的对谈中，白池云指出，“看您的文章，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好像您对儒家，没有对 道家或佛家亲切。说‘反儒家’也许会有点过分，但您对老庄和佛家的爱好，似乎构成了您思想和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韩少功的回答是：

　　“儒家”这个概念，有时候是一个大概念，几乎涵盖整个中国古代主流文化；有时候是一个小概念，是指与道家、法家等等相区别的一个学派。现在很多 人谈“儒家”，不分大小，不分前后，概念用得比较乱。从汉代到宋代，儒家变化很大。具体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派别，外儒内道，阳儒阴法，复杂的情况还很多。 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赞赏儒家的思想文化遗产，但儒家也有蛮多问题，比方说他们过于精英主义，主要是关心政治、社会、伦理这样一些东西。在这些问题之外，比 如生命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道家和墨家，可能更让我感兴趣。

　　这样的转变，也可以从别的作家那里得到呼应。贾平凹的近作《带灯》的主人公带灯，一个负责解决农民上访工作的乡村女干部，青春盎然而又恬静淡然，她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她所奉行的“萤火虫精神”，显然与庄之蝶的庄禅遗韵有一脉相承，也有积极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