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龄社会的文学关怀(申霞艳)

　　在读者的印象中，毕飞宇一直在执着地开垦他的王家庄。长篇叙事作品《苏北少年“唐吉诃德”》在《花城》刊登之后，这部非虚构的长篇让他对自己进行了更深入的精神盘点，毕飞宇开始有意识地耕耘知识分子的园地，这是他更熟悉的领域，虽然童年在乡村度过，但毕飞宇出生在教师家庭，父辈的身教对他的影响更甚。《虚拟》(《钟山》2014年第1期)叙述的祖孙三代都跟教育息息相关。“我”的爷爷是个物理老师、中学校长，是个对智商有偏爱的人。他一心扑在教育上，创造了当年高考的纪录，代价是自己的儿子没考上大学。这事让爷爷耿耿于怀了大半辈子，直到父亲退休才释怀。爷爷偏爱高智商的孙子，将对儿子的愧疚和爱都转移到孙子身上。爷爷与时俱进，临死前还发微博，显得很坦然，但真正的最后时刻却给孙子出了个难题：在他心里，一直记得当年荣校长死时有182个花圈，而他自己的花圈，他要求孙子不可做假。花圈当然本身不是问题，它可以是商品，问题是它象征着活人对死者的敬意和怀念。爷爷死在小年廿六，时间的尴尬使花圈更少了。“我”不管给爷爷的承诺，根据爷爷的谈话虚拟了一系列卓有成就的学生“遥寄哀思”，在殡仪馆里制造出桃李满天下的氛围。这个小小的短篇既写了教育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也写出了人的欲望问题。父亲这个角色在小说中不算重要，寥寥几笔，精神全出，很有余味。

　　孙未的《告别》(《收获》2014年第2期)写的是由误诊绝症引起的一场家庭混乱。这样的误诊在当代中国并不少见，所以这个作品引起了很多青年读者的共鸣。但孙未意旨并不在传奇上，她让语言的魔力升华为果核。在她此前偏向通俗的创作中，曾以“头疼”、“偏头疼”隐喻职场上边有人的潜规则，制造陌生化的词汇效果。《告别》中母亲的误诊是由医生习惯性读错别字引起的，母亲这个大学教授同样容易受到语言的蛊惑。绝症没有打倒母亲，反而给了她生活的斗志，她试图将癌症当成一个课题来攻克；当得知是一场误会之后，大去之日迟早将至的恐惧反而提前攫住了母亲的意志，激昂的、好为人师的母亲迅速地衰老了。水仙花、返聘、洗碗机等意象以不同的方式抵达人在自我、社会和家庭中的存在感。《告别》显示了消费社会世情小说可能抵达的心理深度：与至亲的告别、与过往的告别、与自我的告别、与理性的告别……当死亡不再是牺牲、付出而仅仅是平常的老死、病死，文学该如何对待意义挥发之后的肉身及其大限？“to be or not to be”，的确是个巨大的问题。

　　武歆的中篇《张灯结彩》(《长江文艺》2014年第2期)以广场舞切入一代人的退休生活以及对权力的执着。广场是意蕴丰厚的公共空间，在告别革命之后，广场成为娱乐、消费中心。由于中国日益进入老龄化社会，广场舞相当盛行，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交流情感、摆脱孤单，内中也有中国人的集体依赖症在作祟，只有在集体的喧哗中才能感到安全，只有取消自我才能找到存在。我们害怕与自我相处。退休的老张曾经鄙弃这世俗的欢乐，但过不了多久，他的意志便被热闹和喧嚣攻克了，争夺跳舞用的大音响成为老张、老房权力博弈的手段。目前看来小说有点浅表化，题材本身倒是有深入基础的。

　　周嘉宁的短篇《让我们聊些别的》(《收获》2014年第2期)很有意味，这是作者小说诗学的形象传递。成功的男作家反复对女主人公说“你得找一个好故事”，这导致她对故事偏执地追寻，文尾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的消失反而不及一个好故事的消失引出的惋惜。故事取代人成为小说家的关注核心，这不只是小说的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故事的重要性不容置喙，这从儿童的要求即可窥见。好的作家不仅能让故事为人称道，更能让诗意的叙述和丰满的人物在读者心头闪闪发光。故事容易陈旧，作家通过自己的讲述将故事提升的部分才是小说真正的价值所在。能在一味追求故事、剑走偏锋的时刻不断警醒自己，这样的小说家往往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