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的荒诞——由同一部作品的两种相反的看法说开去(王先霈)

　　华中科技大学当代写作研究中心送来《我不是潘金莲》，并邀我参加刘震云创作的讨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读当前新的长篇小说了，也是因为前几年阅读中遭遇多次失望，但这部小说我读起来津津有味，读完了放不下，不是为了应付讨论会的发言，而是自然地滋生出思考的愿望。要想一想，它为什么好看，给读者提出了什么问题，给了哪些启示，引起读者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如此等等。一部小说让你喜欢，激发你思考，你却不容易说清楚它究竟告诉我们的是哪些道理——这也是优秀文学作品的效应吧？

　　可是，在讨论会上，我又听到另外一种看法，说“这部小说根本不值得费时间去读”。这个说法是由熟悉当前创作情况的学者，经过认真思考后说出来的。听到这样的话，我虽然开始有些惊讶，随即就意识到，对同一部作品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作为学术见解发表出来，是很好的事情。退一步说，即使两种人说的都只是各自的主观印象，那也如同19世纪法国文论家朗松在他最重要的著述《文学史方法》里所说的，是“为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证词”。这篇短文就是我这一方的“证词”，试图证明：《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小说可以激起读者对社会精神正义的思考，唤起对社会成员保有自身尊严要求的同情和呵护之心，推动人们努力强化说理的风气而消除暴戾或冷漠，同时还给予读者阅读的快感。

　　在陈述我对作品的看法之前，且先尝试揣想一下，为什么很有判断力的人对这部作品会不屑一顾呢？是不是这本书的标题，让一部分有审美洁癖的读者产生警觉的拒斥心理，在打开书页之前就滋生了负面的先入之见？以我本人来说，如果不是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热心送书给我，光凭书的名字，是不会吸引我主动把它找来细读的。刘震云在2012年夏天，先后接受几家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其实他的朋友们都不同意取这个书名，“这个名字不见得能够被大家接受”。他所说的“大家”如果指的是——以庄重的态度看待文学、把文学的审美性放在更高位置的人，被文化商业、被天花乱坠的广告或变相广告愚弄过因而对各种销售花招不再相信的人，那就是一个合理的推断。这些读者对如此的书名很容易起疑心，以为是一本媚俗的玩意儿，以暗示床帏风月来挑逗偷窥的欲望。作家当时对采访者说，看完了作品之后读者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真实的故事，又是一个多么荒诞的故事，真实和荒诞的结合。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小说的故事的确十分荒诞，绝不是作者造作出来的荒诞，而是非常真实的荒诞。作者本来还设想有另外的书名，叫《严肃》或者《严肃，很严肃》。“严肃”，那该是多么简洁、多么朴素的书名呀！它与作品俏皮、幽默、反讽的语言风格构成对照，又包蕴了多么丰厚的意味！作家不是用一个奇异的故事供读者消闲解闷，他是要和读者讨论一个深刻的问题。用严肃的态度审视、描写、再现生活中的荒诞，显示出作家思想者的品格。可是出版方以为，若用那样的书名，书就卖不出去，一票否决了。改成现在的名字，卖点有了，哲学的意味和诗意却因此而缺损。100多年前，王尔德曾大声疾呼：“理想主义和美处在被蒸汽机和证券交易所的操作机碾碎的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早已成为陈迹了吗？看来不是。利润总是比理想、比美来得更加实际，也就总是居于强势地位。

　　出版家自有他们的考量，我们不必过多置喙，还是来谈作品吧。我们说作者对生活中的荒诞做了严肃的思考，但他不是直接在作品里表露自己的思想，他只是给我们讲故事。和受众在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的深度报道里经常看到的那些遭受巨大冤屈的平民百姓相比，小说主人公遭遇的只是一般的家庭纠葛，她为之缠斗20年的事情起因，甚至也不能和《秋菊打官司》里事情的起因相比，秋菊的丈夫毕竟被村长踢伤了要害。我们面前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农妇，叫李雪莲，她有一个要求：先打官司，证明与前夫离婚是假的，再跟前夫结一回婚，然后再离婚。为了这个听起来颇为古怪的要求，她向法院告前夫秦玉和，然后牵扯到告法官王公道，告法院专委董宪法，告法院院长荀正义，告县长史为民，告市长蔡富邦。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法官或者市长，将会怎样回应、怎样处理呢？王公道说：“这不是瞎折腾吗？”李雪莲回答：“大家都这么说，但我觉得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可见不是王公道一个人不主持公道。这个要求乍听起来奇特，不现实，不大合乎法理，但它的里面包含些什么，为什么一个农妇这样坚持告状，坚持20年？作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人来写她的坚持？读者读完最后一行，合拢书，就不能不好好想想了。

　　李雪莲说，要“颠倒”离婚这件事，“不是为了颠倒这件事，是为了颠倒事里被颠倒的理”。她要把那个被颠倒的“理”颠倒过来。现实不允许她颠倒，她与前夫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扩展为与一群人的冲突，与各级政府部门里受理人的冲突，与世俗见解的冲突。锲而不舍地追求理，而对理的追求不可实现，于是，荒诞发生了、扩大了、发展了。所谓荒诞，就是此人必须去做的事、倾力去做的事，乃是此人不可能做成的事。当事人对理的执著，与他人认为她的理之不足道和不足据，又更加深了荒诞。作家没有给人物选一种毋庸置疑是正当的、众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同情的理，而选了包含了一部分未必合理或者至少是未必完全合理成分的理，这大概是要让我们注意力不局限在理的本身，而是注意人物对理的态度。这一点，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所在。

　　一个人认定的理，是他生命的支撑。一个自觉的人，有把他自身的存在意义化的要求。不只是温饱无忧，饮食男女样样惬意，而且还要活出意义来。在现实的社会里活出意义，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域，都不是自然而然、轻而易举的事。把追求意义看得很重的人，容易产生痛苦，甚至是必定产生痛苦。内心追求理与理在现实中有时会是难求甚至是不可求，就是人们常常遭遇的困境，由此产生困惑、痛苦。明代话本里有个快嘴李翠莲，她不是一个坏女人，但也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仅仅因为个性强，太喜欢发议论，口舌之间使人不快，乃至于言语伤人，就为夫家所不容，也为她本人的娘家所不容，最后落得出家为尼，终老于空门。明代作品里那个李翠莲是古代文学里一个很稀见、很特殊的人物，虽然丈夫直到最后都对她甚为留恋，她却宁愿舍弃安定和乐的家庭生活，而绝不压抑自己天生张扬的个性。刘震云笔下的李雪莲，也是放弃重新建立正常、幸福生活的机会，而倔强地为她认定的理去反复折腾，耗费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今天的李雪莲身上有古代李翠莲的基因，而这样的人物比宋代、比明代李翠莲式的人物要多得多，毕竟，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远远超越于古代。

　　人之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自身认定的意义是坚持还是放弃。李雪莲的好友孟兰芝说，“我遇事能忍，你不能忍，你比我强多了。”孟兰芝选择了放弃意义，换来妥协的平安。史为民也是这样，他说，“县长不是人干的活”，可是他并不辞掉县长之职，当了县长，还想当市长、省长。他这种话我们好像经常能听到，比如有人说当老板、当董事长如何如何苦，当校长、当院长如何如何苦，可是人们并没有见到他们辞掉这些职务。所以，史为民虽然觉得县长不是人干的，他绝不舍得主动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职位，代价是放弃或部分地放弃作为人对意义的追求，而享受当官、发财、出名的满足感。世人不觉得孟兰芝荒诞，不觉得史为民的前半生荒诞，只觉得李雪莲荒诞，觉得史为民剧终时的一举荒诞。李雪莲耗费20年生命，失去了本该有的许多人生的欢乐，寻那个不可寻的理。李雪莲太严肃了，所以世人觉得是荒诞。荒诞来自对意义的寻求和坚持，来自对生命意义的严肃态度。严肃，不是轻易便被人理解的，它需要你严肃深沉地思考之后才能够理解。

　　哪一种选择更合理呢？是孟兰芝还是李雪莲，是县长史为民还是卖连骨肉的史为民？他们谁的生活是严肃的，谁是荒诞的？这是小说摆在读者面前的问题。现实失范、无序、无解，有人在无序和失范的现实中无休止地寻求秩序、寻求解答和规范，要抓住生命的意义，要为无意义的存在找出意义。我们怎么看这样的人？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大多数人接受并且习惯说理的社会，是大多数人对于说理抱有信心的社会。不屈于强权，不诱于金钱实利；当自己原先认定的道理被证明为谬误时，能够理性地接受新的道理；即使是对于认死理的人，也是用道理去说服他，开启他的心智，而不是用不讲理来对付认死理。认死理有偏执的一面，需要助其矫正、化解，同时也有其坚定执著的一面，值得肯定。塞万提斯塑造了一个堂·吉诃德，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认为：堂·吉诃德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有着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堂·吉诃德是一位效忠思想的人，因而他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堂·吉诃德不是一个可笑的喜剧角色吗？他与风车大战，他好心有时做出错事，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博学而睿智的屠格涅夫当然不是不知道这些，他提醒我们：“形象的滑稽外貌不应当使我们的视线离开了它们隐秘的含义”；“如果谁在牺牲自己时，首先要估计和权衡自己这一行为的一切后果、一切可能的益处，那么这人未必能牺牲自己。” 我倾向于同意屠格涅夫的这些受到过他当时以及后世非议的话，这些话大体上也适用于李雪莲。我对李雪莲不计后果坚韧地讨说法的精神，也愿意从积极方面去评价。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是严肃的，什么事是荒诞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小说安排一个尾声，情节似乎与前面极少关系，事情更加荒诞，却把作家要表达的意思强调出来。丢了官的史为民，开起饭馆卖连骨肉，为了赶上可能与突患不治之症的老友最后一回搓麻将，“欺骗党和政府”，冒充上访者，好让人押送赶回老家。押送老史的老薛、老董说，“一件严肃的事，可不能让它变成笑话”。陪好友打最后一次麻将，和冒充上访者欺骗政府，哪是“严肃”，哪是“笑话”？我们环顾四周，某些人严肃地甚至是庄严地上演的事情，换个角度看，其实蛮好笑，也可以说很荒诞；有些似乎是不足挂齿的事，似乎荒诞的事，反复思忖，给予了解之同情，其实倒很严肃。作品在这里用轻松的喜剧形式表达了严肃的悲剧主题。

　　就作家的主观好恶来说，刘震云说“我喜欢轴的人”，“轴”大概是河南方言吧，可能是认死理的意思。往深里说，就是对意义的执著。“轴”的人往往不被理解，对“轴”的人同情的作家，才能写出轴的人，才能用严肃的态度写出现实中严肃与荒诞的交错对立。就作品来说，越是写寻常现实，越是凸显荒诞性，一味搜罗怪现状反倒缺少荒诞感，这正是《我不是潘金莲》高出别的许多作品的地方。

　　读这部小说过程中，想起帕斯卡尔《思想录》的一句话：“当我们阅读一篇很自然的文章时，我们感到又惊又喜，因为我们期待着阅读一位作家，而我们却发见了一个人。”读者如果自己不那么敢“轴”，看到“轴”的人，感觉是替自己“轴”了一把，舒了一口气，因而喜欢轴的人，喜欢那位喜欢轴的人并且把这种人写出来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