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谈 道在其中——读陈社散文集《艰难的父爱》(顾农)

　　中国散文有两大源头：史传与诸子。陈社的《艰难的父爱——陈社散文自选集》分4个部分：写人、说事、论理、问道，前一半(就篇幅来说是一大半)继承了史传散文的传统，后一半略近于诸子散文的派头。能够两手都来得甚至都很硬，实在非常困难，因为这里是两套路数：论理问道就得把道理说明白；而写人说事，其中何尝没有道理，却最好不要明说，甚至可以不必说。

　　陈社始终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接触的人和事都非常丰富，而且大抵都在基层。集子里只有一篇《关于耿庸》谈的是一位名人，但他并没有直接去写这位“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平生大事，只是具体地记述了自己同这位父执的几次通信和面谈。陈社的父亲陈本肖抗战期间同耿庸在重庆相聚的时候，热烈谈论的无非是文学，两位青年才俊都努力争取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而就因为这么一点现在看来非常美好的青年人的友情和奋斗，后来在运动中却成了陈本肖的罪状。正是因此，他的身体全垮了，缠绵病榻，终于英年早逝，让少年陈社只能感受所谓“艰难的父爱”。这样的痛苦在当年的中国虽然只能算是小事一桩，而在作者却是刻骨铭心的。此书中有一篇《母亲的教诲》，文字很平静，但我总是从中感受到灰色雾霾在压抑着她，让一位大家闺秀出身、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从此异常低调，呈现为东方女性婉约深沉的美。

　　《关于耿庸》一文写得很沉静，只是说“没想到他还活着，狱中十多年活下来了，‘文革’十多年也活下来了。平反后，耿庸一头扎进了工作和写作，以其伤病之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的岗位上认真地‘为他人作嫁衣裳’，成了上海市劳动模范，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和学术职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知识精英和他们的亲属子女吃尽了苦头，而后来却能如此宽宏豁达，认真工作，甚至当上了劳动模范。在创作上当一个托尔斯泰大约不容易，而在思想上能做到他所主张的忍辱负重、自我完善，这样的人在中国似乎比比皆是，尽管在这里几乎完全没有俄罗斯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宗教情结在起作用。《母亲的教诲》中记录的教诲之一是：“你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好，不要记住别人对你的不好”，又一层意思道：“即便吃了亏，这个‘亏’也是身外之物，不值得计较。”这些话虽然普通，却是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道。

　　陈社的散文无所不谈，《二叔的一生》写二叔这位离休老干部平凡而曲折的命运，粗看好像并无深文大意，但我注意到，文章中写到他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后来又平了反，几十年中一向老实勤奋地工作，但“凡事都要辩个理的习惯并未有多少改变。每次回泰州或者通电话，都可以听到他的高谈阔论。他最主要的话题永远是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几十年如此。经常和他的弟弟、妹夫以至晚辈们辩得不可开交。有时我没有时间和他多聊，他还蛮有意见，说我缺乏我父亲那种忧国忧民的满腔热忱。”亏可以多吃，理不能不讲。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道”。

　　《一面之缘》是为纪念突然病逝的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著名电视散文编导景国真而作。陈社同他只见过一次面。而景国真为了将陈社的《艰难的父爱》拍成电视散文前后忙了两年，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得了一个大奖，其时他已经离开了省电视台的编导岗位，此后同陈社也没有什么直接的来往。他“为的什么呢”？陈社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回答。我想这里面自然有一种“道”。

　　《我读浩泉》是陈社阅读泰州作家潘浩泉作品后的体会，其中有许多正面的评价、细致的分析，同时篇末还有一段直陈潘浩泉作品的“不如我意之处”，非常坦率，这些看法是不是中肯我不敢确认，但我敢说，这正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同时也包含着一种“道”。陈社有一篇文章的题目说得好：“坦然就不累”。

　　陈社的文章如行云流水，但似乎也还有些未过我瘾之处，如果能更迂回、更锋利一些，或能多一点如杜甫所说的“沉郁顿挫”，可能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