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向东长篇小说《向日葵》:英雄精神的民间书写(王必胜)

　　衣向东的长篇小说《向日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描写了胶东抗战中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艰难的1940年前后，一支八路军兵工厂的人马在烟台栖霞一带为部队制造武器供给，白手起家，九死一生，转战于与敌伪日寇的正面冲突中。他们利用有限的条件，制造出了牙山火炮和仿捷克式步枪，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小说描写了这支兵工厂英勇卓绝的战斗历程和参加者们的英雄气概。在最后一场遭遇战——烟台樱桃沟阻击战中，他们为了掩护和转移群众，面对五千装备精良的日伪军，终因实力悬殊，除了带领群众转移的人员外，战斗在前线的官兵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他们是：厂长周海阔、技术员白玉山、战士工人王木林以及借用到八路军中的国民党军人江南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或引爆炸弹，或与敌人拼刺刀，或献身悬崖，其壮举义薄云天，其忠魂可昭日月。

　　小说书写悲剧，步步深入，令人唏嘘。作品以殉难者的壮举，讴歌了抗战英雄不屈的精神。其故事并不复杂，人物也不多，情节设置较为集中地展示了3条线索：一是胶东兵工厂，以周海阔厂长为首，带领一队人马按上级指示为前线部队制造武器。虽不断受到敌伪侵扰，辗转奔袭，却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二是为了制造出火力强大的枪炮，兵工厂从民间高人中得到了有一手技艺的白玉山，为了请到并留下白玉山，让其加入队伍，官兵们费尽心思，历经曲折。包括在他的父亲与夫人面前做工作，后对他进行多方保护和重点照顾——这也是小说的中心情节。三是描写了胶东抗战的血火历史，揭露了侵略者的凶残。盘踞在胶东的日军指挥官有大岛大佐和康川，伪军有张贵，以及地方土匪奸细，他们互相勾结，利用装备的优势和民间社会秩序的罅隙，清剿围堵，造成了对兵工厂生存发展的破坏，犯下对中国人民和无辜百姓们的滔天之罪。

　　作品的故事情节颇有新意，注重对底层人物和民间故事的描绘。抗战题材的小说众多，也不乏写兵工厂故事者，此类作品多是写民众力量的坚韧与深厚，写军人的赴汤蹈火、不辱使命，指挥官纵横捭阖、决策果敢。不同于此的是，《向日葵》选取了一个民间性的视角，从一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工厂员工制造武器、发展实力的角度入手，从这一战争的配角和一个有特别技术而自由散漫的民间高人加入、并为兵工厂生存解决重要技术难题的传奇人物展开，写这支队伍和这类人物对抗战历史的影响，从侧面揭示了宏大历史的一角。

　　白玉山形象为小说着笔重点，这一人物形象也丰富了抗战人物的画廊。他曾是一位船员，因精通冶炼和机械制造，成了技术奇缺的八路军和日军兵工厂同时寻找和依赖的人才。八路军兵工厂利用王木林的邻居关系先行一步，将他智取“绑架”入队，而日伪军也从其家庭后院进行利诱和威逼，当妻子遇害，八路军兵工厂上下对他的真诚感化，兵工厂中“借用”的国民党军人江南春的现身说法，激起了白玉山对日军的仇恨，唤醒了他做人的良知和尊严。他冒着生命危险，购买材料，去国民党兵工厂“偷艺”，研制出了急需的枪炮，有力地支援了胶东抗日。小说书写了这样一个有着诸多不良习性的民间高人，成为义无反顾的抗日战士，包括与他有亲密关系而混迹于烟花巷中的“小白菜”，利用与日军头子的关系为白玉山弄到物资批文，提供方便，而自己也跳入海边悬崖的故事。这些在民间层面上激发出的抗战卫国的精神力量，是从底层人士和民间视角进行的书写，有着特别的意义。

　　就整个抗战历史来说，民间的力量不可或缺，已为历史所证实。小说或许是从一个生活的真实事件出发，去书写这个艰苦的战争对于民族和大众的意义。民间化的书写不同于宏大叙事，尤其是对革命历史的展现和英雄人物的塑造，不一定是高大的身形展示、深邃的精神揭示，甚至结局也可能不知所终。也许，不乏琐屑的日常细节、不乏粗鄙的平淡情怀，却能映衬出真实质朴的生活原状，让读者更为切实地从小说艺术中获得源自生活的真实感受。

　　小说题名《向日葵》有些空灵，一个壮烈的战争故事，却用一个美好的物质来反衬。小说在一场惨烈的牺牲场面中结束，白玉山为八路军制造了所急需的“牙山炮”、仿捷克步枪后，毅然决然地端着枪，家仇国恨，民族大义，人性尊严，种种合力，使他由一个散漫滑头的民间混混儿似的人物，成为一个战士，这也许诠释了题目寓意，人生前行有如“向日葵”似的精神意象，总有一种向心力量昭示和吸引。这是人性的复归，是生命尊严的推动，抑是一种向善力量的指引？无论如何，这可能成就了一个人和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兵工厂的人与事虽消散在历史尘埃中，但那慷慨牺牲、舍身取义、感天动地的精神气概，会随着这部小说的传扬，成为革命历史中特殊而值得珍视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