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巴金，生命因文学更绚烂(陈德宏)

——读陈喜儒散文《在巴金身边的日子》

　　在巴老离开我们近10年的今天，陈喜儒的散文《在巴金身边的日子》(载《人民文学》2013年第10期)，让那个讲真话、抒真情、对友对事对文学对读者都无限真诚的巴金，带着他的思想与情感的温度，重新回到了我们这些崇敬爱戴他的广大读者中间。

　　《在巴金身边的日子》给我们诸多启示与教益。

　　真正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

　　优秀的文学是人类的共有财富。每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都以自身独立的民族特色充实着世界文学宝库，所以它同时也是世界的。1980年年初，时年76岁的巴老率团访问日本，受到日本朝野一致的欢迎，引起社会轰动，让我们领略到、感受到了巴老的文学及其人格在日本的巨大魅力。

　　代表团到达东京的第二天上午即前往首相官邸拜访，受到大平正芳首相的热烈欢迎。为了欢迎巴老一行，日本各界人士成立了“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制定了周密细致的访问日程。仅在东京4天内就举行了两次欢迎酒会，日本各界名流尽出，济济一堂，盛况空前。而巴老的三次即席演讲(两次是在东京的欢迎酒会上，一次是在长崎的告别午宴上)都很简短，没有铺排渲染，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却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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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来，是为了还债的。在友情上，我欠朋友的债太多了。在受“四人帮”迫害时，许多日本朋友打探我的消息，为我的安全健康担心。在“牛棚”中，我常常想起他们，心里感到温暖……

　　……在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正直善良的作家形象。日本朋友这样关心我们，实在令人激动。

　　我真想把我的心分成两半，一半留给朋友，一半带回中国……

　　在长崎的告別演讲中，巴老用他此次访问中捕捉到的两个细节，展现中日作家之间友谊的深厚与真诚。其一是巴老接受电视台采访，在新大谷饭店院子里与小说家水上勉对谈。“后来起风了，清水正夫先生几次到院子里看风向，怕我着凉，感冒……他希望风改变方向，风不要吹到我身上。”其二是巴老有一次做《文学生活五十年》主旨演讲，“讲演会举行的前一天晚上，事物局建议请作家丰田正子在会上念译文。她为了念好我的讲稿，一夜没睡，把7000字的讲稿重抄了一遍，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然而，更令人感动的是日本广大读者对巴老的热爱与拥戴。从埼玉县赶来的若生爱子，1945年至1958年在中国从事卫生及教育工作时读过巴老的《家》，返回日本后她在家乡组织了巴金作品读书会。听完演讲，她冲破工作人员的“封锁线”，把当场书写的致敬信交到巴老手上……代表团乘新干线由广岛前往东京时，途经一个小站，站台上出现了一条横幅标语，用斗大的字写着“欢迎中国作家巴金先生”，几个西服笔挺的人冒雨挥手向车内致意，长崎县立图书馆馆长中川和夫拿来两本书请巴老签名，巴老不仅给这两本书签了名，而且在扉页上写下了“来到长崎，我实现了40年前的心愿”。中川和夫大喜过望，当场宣布：这两本书从此不再外借，将作为长崎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永远珍藏……

　　作家为读者服务，不是口号，不是空话，而是溶入血液、化为自觉的行动。

　　访日期间，巴老每天都要会见各地官员、作家、记者，要应酬、讲话，准备讲稿。繁忙的日程，年轻人都有点吃不消，更何况巴老。一天的活动结束，回到宾馆，还有任务：为慕名前来的读者签名。不管是地方行政长官、社会名流，还是一般读者，巴老都有求必应，而且又特別认真，不是简单的签名，总要根据不同的人，写一两句有意义的话，每晚少则写几张、多则十几张“色纸”(专供签名题词的纸板)，为此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作者心痛巴老，劝他少写几张，多休息会儿，巴老却说：“我们作家是靠读者养活的，要为读者服务。”

　　“为读者服务”、“为人民服务”……我们听得太多了，但从巴老的口中说出，别如天壤，含金量是多么不同啊。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普通而伟大，平凡而崇高，这就是巴老感人至深的文品与人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巴老这种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贯彻于他文学生涯的始终。

　　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通过青年作家巴金写给比他更年轻的读者黛莉的7封信，抽丝剥茧，追踪访录，展现了从民国到抗日时期的社会风貌、时代精神。而弥漫全篇的则是巴金对黛莉的循循善诱、平等相待，及其忧国家、忧民族、忧苍生的人文关怀。

　　《在巴金身边的日子》也写到了一个巴老与之长期通信却从未谋面的读者汤逊安先生。“汤先生生前，极敬重巴金，有一次去见楚图南老，不知怎么提到了巴金，结果把要讲的事给忘了，从头至尾谈的是巴金的书。”作品关于此事的叙写极为简略，只知道汤先生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是世界语学者，也没见过巴老。正因如此，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从巴老(托人)在电话中要作者代他到“阜外大街北四巷”汤先生府上敬献花圈，可以肯定他们有着长期的友谊；他们之间的通信是何时开始的？黛莉受巴金作品及通信的影响，反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民主的新生活，面对滔滔黄河，眺望延安，最终却没有跨过黄河，奔向延安，成为她人生憾事……而一个年轻的世界语学者汤逊安却于1938年投身革命，这于巴金有何关系？……循此思路追踪开掘，没准可以写出《寻找巴金的黛莉》的姊妹篇《寻找巴金的逊安》……

　　佐藤女士把多半生的时间、精力、智慧都奉献给了日中友好事业，她既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人员，也是巴老的忠实读者。巴老1961年访日时，就认识了这个梳着辫子、刚刚大学毕业的姑娘，如今她已是满头白发，垂垂老矣，但依然为中日文化交流而奔波。有感于此，陈喜儒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散文《佐藤大姐》，刊于2003年11期《人民文学》。当载有《佐藤大姐》的刊物辗转送到巴老的病房时已是2004年年初了，巴老居然神奇地睁着眼睛听完了这篇七八千字散文的朗读……

　　我之所以强调时间节点，是因为这一年刚好是巴老百岁，此时的巴老正躺在医院里，有时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但尚有意识，每日听身边工作人员读书、读报，睁着眼睛，表示他感兴趣，愿意听；闭上眼睛，表示他累了，该休息了……

　　这是否就是巴老与他心爱的读者最后的倾心交流呢？

　　对日友好，以史为鉴；文友交往，以诚相待。

　　巴老曾6次访日，无数次地接待过日本文艺界同行的来访，结识了数不清的日本作家、艺术家。无论是中日两囯建交前还是建交后，巴老都以巨大的精力与巨大的热情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用汗水与心血浇灌、呵护中日友谊之花，拿巴老的话说就是“让子孙万代友好下去”。为此，巴老每次访日，都不顾劳累，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他与井上靖、水上勉、西园寺公一等作家的友谊，真挚而感人；他步履蹒跚，拖着年高体弱的病体，看望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为中岛健藏扫墓，令人感动得直想落泪……

　　巴老的对日友好交往，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基本信念：以史为鉴。1982年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掀起了一股逆流，为军国主义招魂，修改历史教科书，将侵略说成“进入”。巴老为纪念中日建交10周年而写的文章《答井上靖先生》，于中日两国主流媒体同时刊出，对此谬论予以抨击。他说：“把侵略改为进入，可能还有人想再次‘进入’中国。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欢聚，常常觉到，保卫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责任重大。”巴老还说：“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是无穷的，问题在于让他们看到真相。作为文学家，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再受骗上当。”

　　巴老的文章，立刻在日本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与共鸣，许多有正义感的作家、艺术家纷纷撰文支持、响应。高桥揆一郎说：“日中友好，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否则，不会有真正的友好。”

　　巴老与老一代文友的交往，展现了大师风范。他们之间没有文人相轻，只有文友相敬，惺惺相惜。作家代表团内部的相互称呼，很有意趣：“……比如我们称巴金为巴老，冰心称巴金为老巴，而巴老称冰心为大姐，小林称冰心为姑姑，吴青称巴金为舅舅……”寥寥数笔，就写出冰心与巴金亲如手足的姐弟情谊。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更是令人动容——巴老的三位老朋友中，曹禺生病住院，夏公、冰心都年事已高，他自己又体衰多病，不能亲往探视，只好托人送上鲜花与祝福，照几张照片带回上海给他看，以解惦念。而曹禺的一段话更是堪称文友神交的佳话。他说：“每次见到巴老，都有许多话要说。巴老也有许多话对我说。于是他说，我也说，谈得热火朝天。但我听不太懂他的四川话，他也听不太懂我的话，但就是想说，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实际上，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

　　真正的朋友交往，已超越了语言的层次。这是意会，是真正的心与心的沟通。

　　《在巴金身边的日子》文笔质朴，饱含感情，抒写了巴老最后25年的生命历程。从生理上讲，此时已是巴老生命的衰老期，而在精神上恰恰进入了他主体意识的活跃期、彰显期，博大而完美。《在巴金身边的日子》呈现给我们的正是巴老晚年的生命常态。愚以为，这样的文章，传记作家、评论家写不出来，他们缺乏亲历的在场感，或者过度的理论烛照及过度的意义挖掘，过滤或者说屏蔽掉了巴老本真的样貌及感人的细节。愚还以为，巴老的亲属也写不出来，因为亲人眼里无伟人，居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亲历、在场、距离，再加上作者对巴老文品及人品的崇敬，成就了这篇大散文。

　　巴老在日本的讲演《我和文学》中的一段文字，令日本听众为之潸然泪下，他说：

　　我快要走到生命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晚年巴金，生命因文学更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