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往事》：历史未曾终结(黄伟林)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曾两次发动北伐战争。黄继树的《北伐往事》写的是1922年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北伐战争。单纯的历史书写，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事件，见事不见人，优秀的历史文学书写却必须见事又见人。《北伐往事》中，作者不是采取历史学家见事不见人的历史言说方式，他不仅关注历史事件，更关注历史事件后面的人。人的出场，使历史变得波诡云谲，在为历史言说增加种种难度的同时，也为历史言说增添了许多魅力。

　　《北伐往事》的用心用力之处，在于作者黄继树塑造了孙中山和陈炯明这两个“民国强人”的形象。好的文学必须超越成王败寇的道德眼光，写出人物的真实形象和深层性格。在《北伐往事》中，作者显然不再沿袭庸俗文学的思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军阀也常常有道德优越之处。如段祺瑞的“六不”：不抽烟(大烟)、不喝酒(花酒)、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吴佩孚的“四不”：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同时，《北伐往事》对孙中山、陈炯明两位主人公在道德判断上，不偏不倚、不袒不护，没有将历史的选择归之于道德原因，这恰恰是理性的历史学家立场。

　　一旦摘下道德的有色眼镜，我们处处可见孙中山和陈炯明两个历史人物的鲜活形象和性格冲突。比如孙中山的“狼、大、快”，即敢于冒险、抓大放小、当机立断；陈炯明的“勤、紧、韧”，即勤勉、谨慎、坚韧。在书中，孙中山标高骛远，大胆行事，成则轰轰烈烈，败亦在所不惜。陈炯明深谋远虑、行事周密，既想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照顾民众的感受；既有政治家的理想，又有书生的意气。如今看来，孙中山是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历史英雄”，陈炯明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实干家”，可惜时势不他予，他终究未能成为时势造就的英雄。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性格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孙中山成功，陈炯明失败。这既是性格的较量结果，也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人物的性格，对历史的影响至关重大。《北伐往事》第七章《风云突变》中，写到外国记者对孙中山“狂人”气质的议论。虽然是无法定性的推测，但《北伐往事》对孙中山的“狂人”性格，确有涉及。“狂人”与“伟人”之间的关联，确实是历史学家不太容易关注的地方，这是《北伐往事》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又一个可取之处。

　　历史的结局与历史人物的性格有关，但绝不仅取决于历史人物的性格。《北伐往事》不仅关注人物的性格，而且关注人物的“理念”。作品写第一次北伐的成败，很大程度上，是孙陈两个历史人物“政治理念”的冲突。如果仅仅关注历史事件，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第一次北伐很容易被理解为“功败垂成”。然而，这或许只是人们看历史的一厢情愿。历史事实是，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伐，虽然大张旗鼓，终于无功而返。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的历史事实表面看是陈炯明后院起火，深层看则是孙中山与陈炯明两位“历史强人”的“政治理念”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个“政治理念”是什么？就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出兵北伐”。

　　黄继树费了很大功夫阐释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政治理念”。对于陈炯明，黄继树甚至动用了他的文学想象。从花山壁画到赵陀称王，作为岭南人的黄继树对岭南历史有其独到的心得，他从陈炯明对赵陀的言说中找到了“联省自治”原始历史资源，甚至将神秘的花山壁画想象成民族自治的形式。花山壁画与赵陀治粤，一虚一实，将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政治理念铺垫得水到渠成。作为一个政治家，陈炯明与孙中山各有其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理念有是非之争，但并不关乎政治理念执守者的道德品质。如此，《北伐往事》就与以道德代替历史的书写方式划清了界线。

　　“联省自治”与“出兵北伐”孰是孰非？这不是本文，也不是《北伐往事》这本书要解决或能解决的问题。《北伐往事》的意义在于写出了这两种政治理念的历史存在，也写出了这两种政治理念各自的历史合理性。进而，作者以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理念布局《北伐往事》全书的情节线索，架设全书的冲突框架，把握到了历史的脉络和魂魄。

　　其实，无论是“出兵北伐”，还是“联省自治”都各有利弊。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固然有岭南自治的历史渊源，但主要还是基于他对现代民主体制的理解，陈炯明不仅有理念，而且有实践，称得上是现代民主体制的真正实践者。当然，“联省自治”肯定也有弊端，或许会造成长期军阀割据的局面。相比之下，孙中山的“出兵北伐”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同样也有相当的支持者。黄继树虽然对陈炯明饱蕴同情，但他仍实写了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所受到的拥戴。第二章《分道扬镳》中就专门提到陈炯明“实在不明白梧州的疍民们为何如此听孙中山的话，心甘情愿地倾巢出动，为他效劳”。陈炯明在具体的问题上颇具实践能力，孙中山似乎在更大的范围内具有卡里斯马魅力。孰是孰非，孰利孰弊，确实不是一本书可以说得清楚的。

　　不仅历史文学是人书写的，历史本身也是由人书写的。文学家与历史学家不同，文学家关注的，往往不是历史事件的真与伪，历史选择的是与非，这些历史学家擅长的话题，文学家不可能妙笔生花。文学家的长处在于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历史学家不敢触碰的地方，恰恰是文学家施展身手的世界。《北伐往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正是对孙中山和陈炯明这两个人物内心世界的书写。《北伐往事》用去大量篇幅的是孙中山与陈炯明的互相猜疑。在孙中山一方，由于陈炯明掌有兵权，孙中山时刻都担心发生兵变；在陈炯明一方，由于孙中山经常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特征，令他时刻担心自己死于非命。他们两人的互相猜疑不仅关涉个人品质，而且关涉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等。

　　《北伐往事》虽然标题“往事”，但作者的文学家身份促使他本能地去“知人论事”。从人出发，以人为本，惟其把握了人，纷繁的事才可能变得清晰，杂乱的事才可能理出逻辑。黄继树以书写大历史的视野，以兼容“了解的同情”、“同情的了解”的方式还原历史谜局。他或许不能为我们提供历史结论，但他却能够带我们走进历史，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

　　值得注意的是，《北伐往事》不仅写了孙陈之争，而且写了蒋介石的崛起，写了在桂林大本营聆听孙中山演讲的年轻军官叶剑英、叶挺、薛岳、张发奎等人的存在，“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黄继树从来不“只缘身在此山中”，他更乐意“百年回首看民国”。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我却想说另外一句话，“历史未曾终结”。这是《北伐往事》的意义所在，也是黄继树所有历史文学书写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