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的写作与现代性(张存学)

　　不管是从写作角度还是从思想的角度，将西部看作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来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整体和统一体都在强调共性而漠视个体，也就是强调通约性，强调单一价值的统摄作用。写作本身是个体性的，它是个体生命的独立绽放和创造，是生命存在的显现，因为如此，写作才成为写作。但就西部的汉语写作来说，它本身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写作者一样经过了长期的单一的通约性价值性观念的熏染，在面貌上呈现着整体性的一致感，也就是说，西部的汉语写作存在着共性的价值意识。与此同时，西部以外一些人从固有的价值意识出发将西部文学理想化，也就是以强调人的主体性的所谓的人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西部的文学，事实上，他们在制造他们眼中的西部，在塑造他们认可的、可以理解的、同时又可以把握的西部。西部在他们的这种臆造中成为他们认为的精神高地。将精神置放在高处的话，本身就已经是将精神高度价值化、一元化，将精神抬高到最高理念的位置上了。在这种抬高中，他们又以一些归到西部的名作家、名作品作为佐证。与此同时，西部的写作者又被这种假想和塑造所俘获而跟进，或者，为迎合西部外的塑造而进一步向外、向东部张扬所谓的西部精神。不管是对西部文学的臆造还是西部写作的跟进都在强化西部文学的价值感，强化整体性的一致性。

　　整体性价值性写作在西部汉语写作中严重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个体性突出的写作。我这里说的个体性突出的写作特指的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写作。在我看来，现代性不等于现代主义，不同于后现代等标签性的界定和言说，现代性其实就是消除人的主体性远离价值感的过程。也可以说现代性最大的焦灼点是人如何挣脱价值控制而达到人本原的状态，以及如何面对价值跌落后的巨大空白。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这方面已经有着不可小视的成就。

　　在西部，个体的现代性写作更多的是作家本人在力拒价值的俘获而进行的一种写作，它的出发点是求人的存在之真的，求人的存在之真必然要面对人最根本的境况，人根本的境况是人的存在被遗忘。人的存在被遗忘的境况对于写作来说成为最焦灼的事情，人的迷失和狂乱舞蹈的过程成为写作者构筑写作的基调。在这种写作中，写作者不再是宣教和真理的持有者，不再是高高在上者，他向下沉降并沉入到事物当中去，并独自在沉默中向深渊中的尽头潜进，在此过程中他倾听电闪雷鸣，倾听大地喁喁之声，倾听人在其中的沉吟与呼喊。在此沉入的过程中，写作者融入并担当起显现者重任，此一重任也给予写作者一种使命感，一种痛苦感，也给予一种庄严感。

　　西部的这种个体性现代性写作承继了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基因，但同时又与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又不尽相同，西部的个体性现代性写作更加深入，更加有追问感，也更加能直面人的境况。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地方的这一种写作者也与西部现代性写作相一致，它们共同呼应形成了中国现代性写作的可观力量。这种力量也是中国文学真正需要的力量。这种力量造就的文学景观也是中国最有文学性的景观。

　　在以价值为主导的评价系统中，现代性写作一直被有意忽视，一直被有意边缘化。以价值为主导的评价系统要么拿一些“主义”和“理论”按图索骥评价文学，要么依赖于顽固的旧有思维对写作指指点点，要么屈从控制性意识坐山为王。中国评论界的这种恶劣景象已经持续了多年。由于这种持续，文学评论在当下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一种与文学真相愈来愈远的言说。

　　在西部，生命的路径呈现着多样性。即使在陈腐话语覆盖的情况下，生命也呈现着各自的色彩。尊重生命并不仅仅是尊重人的生命，而是对万物，对山川与人同等看待。一把老镰刀是有生命的，一脉绵延千里的山是有生命的；一头牛是有灵性的，一条看家护院的狗是有灵性的；一曲“花儿”，一嗓子秦腔，一种小调，一种祭神的舞姿都是有根性的。应该说，回归到人的本原状态和大地的本原的写作是有难度的，它要求写作者将自己主体性的意识放下而下降到与万物齐等的位置。而放弃人的主体意识对许多人来说都难以做到，但不管怎么说，在西部，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当然，这种倾向于土地和旷野的写作具有很大的不自觉性，当这种写作成为一种自觉时，就不会再有乡野与城市的分别，也不会再有题材的分别。

　　在西部，顺着生命多样性路径能够触摸到源头的景象。人趋向源头，是向存在本身递归，这种递归是犁新板结的土地，让生命重新获得生机。这也是人命运性的归宿。人在这种递归中必然要付出代价，甚至要冒大的风险。在技术时代，在这个精神贫困时代，人只能向源头返回。对西部人来说，这些源头是西部人的根，是西部人生命的资源。如果对这些源头作对象化的界定，作鉴别，这些源头就会隐身而去。源头的景象与大地混沌一片，它拒绝人为的价值划分和认定。那么，它就更谈不上理念意义上的精神高度了。趋向源头的写作与现代性意义上的写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拒绝僵硬价值的捆绑，它们都要求人落到踏实的大地上。进一步说，西部生命源头性的景象是不能以知识性的方式认定的，它只能以生命本身去感觉，去融入，去领受。

　　基于上面论述，西部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文学一样受制于严重的价值思维的约束，同时，它又有现代性和切近大地的写作方向。在清楚这种面貌后，西北的写作者们才能对自己有所定位并向前更好地行走。       (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