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越来越像卓别林(何瑞涓)

——陈平原等学人谈科研项目机制与当代学术研究

　　当前的这套学术管理体制培养出了一批填表的专家，学术研究多是急就章。曾经欣欣向荣的民间学术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只剩下政府部门管理下的学术唱独角戏。有些人以自己拿的经费多少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准，但经费多少不是学术的衡量标准，还要考虑投入成果比。能拿出多少成果，才是衡量一个大学、一个学者的关键。项目应该是为科研服务的，应该允许有科研没项目，反对有项目没科研。

　　——陈平原

　　在学术界，科研项目令学者们几多欢喜几多愁，也存在诸多异议。5月31日，由《云梦学刊》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联合主办的科研项目与当代学术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陈平原、余三定、忻平、赵毅、董乃斌、董京泉、王宁、姚申、叶继元、王鸿生等数十位学者、教授、学术期刊主编群贤毕至，就科研项目的特点、种类和在新时期的发展，科研项目对学术风气和学术发展的正面推动作用和负面影响，科研项目的评价机制和管理机制， 《云梦学刊》 “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等话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据与会学者介绍，中央财政对科研的投入近年来力度加大，截至2013年达到2460亿元，近年来一年就有14亿元。过去一个重要项目能申请到20万元已经很多，现在一个普通项目都能申请到18万元。看起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实际上也存在隐患，投入多并不意味着都是好事，反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者对做项目乐此不疲而学术荒废、以项目论英雄的现象，项目和成果并不成正比，学者们也多有苦衷。

　　《云梦学刊》主编、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余三定组织当代学术史研究论坛已经连续11年，此次选择科研项目为题讨论，也正是因为现在的“项目至上”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他指出，“项目至上”是计划经济的典型表现，如今经济日益市场化，学术却依旧计划化，导致了学者不需要再独立思考而致力于跑项目，也带来了学术腐败。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在价值观上出现了待遇至上的偏差，有项目则有待遇，做项目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得到高待遇，这也严重亵渎了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再者，项目至上也打击了知识分子的自尊自信。在一些学术评价机制中，对于学者而言，这一机制不管学者本身学术水准如何，如果缺乏科研项目就难以获得客观评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当前学术项目机制也痛心疾首，认为当前的这套学术管理体制培养出了一批填表专家，学术研究多是急就章。曾经欣欣向荣的民间学术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只剩下政府部门管理下的学术唱独角戏。他指出，有些人以自己拿的经费多少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准，但经费多少不是学术的衡量标准，还要考虑投入成果比。能拿出多少成果，才是衡量一个大学、一个学者的关键。在他看来，项目应该是为科研服务的，应该允许有科研没项目，反对有项目没科研。

　　在这套制度当中，受伤最深的是人文学科，对人文学科的评价体制诟病由来已久。陈平原指出，人文学科不同于航天工程，无需千军万马，有时一个人的成就可以影响带动整个领域，而如今的科研项目大都要求团队协作，认为人多力量大，乐于见规模、显气势，但所做的工作多是资料整理，而非精神创造。人文学科的学术衡量标准与社会科学一致，使得人文学者摒弃了老一辈学人的文人气，变成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教授叶继元也强调，“自然学科的物质蛋糕已经很大，人文学科的精神蛋糕也不能缺失” 。

　　大多科研项目需要报销才可以拿到补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任全娥以其申请到的项目为例讲到，经费有40 %直接打到卡里，还有60 %需要报销。报销制导致学者们整天想着怎么报账、找发票。陈平原感慨道：“学者越来越像卓别林，整天拿着扳手想着怎么拧螺丝，兴趣盎然的研究越来越少。 ”当前国内学者大多是薪水低，补贴高，陈平原呼吁杜绝将项目转化为生活补贴，应提高学者待遇，将暗补改为明补。这也是很多学者的心声。他也建议政府给不拿经费的学者、不喜欢开空头支票、不乱吹的学者多一些奖励。

　　另一方面，项目审查也存在问题，乱报账就是其中之一，陈平原举例说，网上曾披露的某大学教授拿一篇文章挂了20多个项目，拿20多个项目的钱，却没有人管。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王正平也指出，现有评价机制存在制度性问题，行政权力的介入有时会扭曲学术的内在规律，导致知识分子真诚丧失，乃至于作假。他也认为应该大幅度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因为工资给人合法感，项目补贴好像是拿了不该拿的钱，这样正义感渐渐没了且内心空虚，掏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这也导致人们对科研项目应有的敬意、对知识应有的敬重与敬畏丧失。

　　科研项目机制也造成了信任危机。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处副处长朱承指出，做学术项目时，领导要监督，随时都要看到进度，所以一周两周就要写报告上报。本来是做研究的时间，很多都浪费在填表格、写进度报告上。而实际上很多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怎么可能每周都有进度呢？领导不信任学者，学者也不信任项目管理领导，会认为“你凭什么评价我的学术水准呢” ，于是就去批判这样的评价制度。

　　“最可怕的是对年轻人的影响。 ”陈平原对此担忧，他们这一代学者已经定型，而年轻学者还在成长中，这样的学术环境使得年轻人不能再静心读书， 20年后看，学术就会遭遇更严重的危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 《上海思想界》主编许明等学者也指出， 80后、90后的年轻人很有活力和创造力，未来在年轻人身上，应该给他们一些机会，开一条生路。

　　“要项目还是要成果？ ”陈平原这样反问学人。许明也语重心长地说，学者如果只能生产学术垃圾，一生都会被浪费掉。“我们做学术研究的，能不能一人提供一部传世之作，一部就够了，不要项目，为中华民族贡献一部传世之作行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