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保护的差钱与不差钱(刘巽达)

　　名人故居保护的差钱现象正在减少，只要政府重视，主要领导具备文化战略视野，钱已经不是问题。但是，不差钱未必就能做好保护名人故居的好文章。

　　日前，一则“北京名人故居仅三成挂牌保护”的报道，引发了人们对名人故居保护的再度关注。说多了，不免泛上些许悲凉：这些文明常识，前辈早就有过痛心疾首的呼吁，半个世纪过去了，为何还经常原地踏步？

　　不由再次想起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传奇夫妻回国后，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一级教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们想把北京城这一“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作为当时全世界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来，成为一个“活着的博物馆”留给后人。然而，最终的结局是，这个“北京城前景规划”遭到严重挫败，林徽因留下的“名言”后来被广为流传：“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更为不幸的是，那栋留下他们与无数名人过往痕迹的“名人故居”，也变成了一片废墟。

　　北京城，是宏观的“活着的博物馆”，而名人故居，是微观的“活着的博物馆”。如果掏空了微观，宏观的京城，也就失去了底气。在我看来，名人故居保护问题的症结，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差钱”的保护，另一种是“不差钱”的保护。

　　所谓“差钱”的保护，就是在“无争议”的前提下，想实施保护计划，却因为产权归属、经费来源等困扰被耽搁。名人故居的产权形式比较复杂，有的有产权，有的是租赁，有的只是借住，有的被作为“敌产”没收，有的已由所有者上缴国家，有的成了集体财产，有的仍然是私有产权，有的成为一房多主……因此在前期，由于名人故居保护的“主掌者”多半“差钱”，所以面对一大堆头疼的利益谈判，往往力不从心。前些年呼吁最多的，是让政府官员从“GDP情结”中走出来，认识到文化历史遗产的重要性，有时还免不了苦口婆心地“点化”：唯有保护，才能彰显“更大的政绩”——冀望以此劝谕改变“差钱”的现状。

　　渐渐地我们发现，名人故居保护的“差钱”现象正在减少，只要政府重视，主要领导具备文化战略视野，钱已经不是问题。但是，“不差钱”未必就能做好“保护名人故居”的好文章。如今，大肆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现象比比皆是，花了大笔钱，弄出一堆不伦不类的“文物”，包括“名人故居”。堂皇则堂皇矣，气派则气派矣，然与历史真实无涉，与民俗文化无关，毫无价值。还有的地方，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用简单粗暴乃至过时的思维看待名人故居，把具有重要历史认识价值的名人给忽略了。关于“反面名人”，对其评价，究竟“正与反”各占多少比重，往往各说不一，这是一个历史认识过程，不必急于定论，重要的是保护遗存，启迪未来。如果其存在裹挟着一段重要历史，有利于认识国家民族一路走来的历程，这样的“名人故居”，不能因为争议而不去保护。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提醒我们：历史的完整性，正是由正反两方面的名人构成的。

　　名人故居，不是只有“学习、瞻仰”的功能，其更大的作用是验证活着的历史——这又说到文明常识ABC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还得先解决这个ABC，才能解决“北京名人故居仅三成挂牌保护”的推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