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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之变与小说写作的意义——与作家胡学文的对话(李倩迪)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6月06日10:28 来源:河北日报 李倩迪

  李倩迪(河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以下简称李):从2006年开始,直到今天,在您的小说中,持续发生着一些变化。早期小说主要写坝上草原的百姓生活,侧重讲故事,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后来的作品,渐渐转向对人类内心的探索,地域特色减弱,加入了许多观念性书写。相应地,叙事手法也从以写实为主转向自觉运用一些现代派叙事技巧。从早期比较典型的现实主义写作,到现在倾向于现代派风格,这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是什么促使您发生这种转变?在转变中有什么样的思考?

  胡学文(省作协副主席、作家,以下简称胡):最初写草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是因为对坝上生活很熟悉,同时,当代小说中也缺少这方面的题材,写出来有特点,会容易发表。现在觉得,文学需要关注人类共性的东西,而地域性写作容易遮蔽这些,所以会思考用更能显示人类共性的方式、题材来写,地域色彩逐渐淡化。当然,也有作家在地域性写作中强烈展示出人类的共性,比如福克纳、马尔克斯,但那很难。出现变化还有一个因素,来自写作习惯。写完一篇再写下一篇时,总是希望有不同于前一篇的地方。具体些说,停留在早期的草原叙事中已经写不出新的东西了。一方面,小说题材受到限制,无法提供新的元素;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太大了,包括坝上草原的乡村生活,由过去的相对封闭到现在的相对开放。过去无论农耕还是游牧,都是封闭在一个相对狭小、自给自足的圈子里,人的生命元素容易凸显,特有的性格色彩也很浓重。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农村不再是以前自给自足的小圈子,一场经济危机袭来,农民种的白菜可能就卖不出去,收废品的人会因为废品价格降到极低而负债,农民不可避免地被全球化浪潮所波及。全球化还带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别消退,农村发生同化,人的生命元素在某种程度上也趋于同化,个性一面被屏蔽,展露更多的是共性一面。草原不再是原来的草原,农村也不再是原来的农村。

  李:在您的作品中,我能感受到强烈的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请问您如何理解现实主义写作?

  胡: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关于现实主义,我们比较熟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一种艺术观点,看似简单过时,其实很难做到,路遥的《人生》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现在,有些作品很火,它触及的是社会热点,并没有刻画出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世界在变,现实在变,现实主义更宽阔、意蕴更丰厚了。在形式上,现实主义也不是只有一种老套的手法了。美国作家罗斯在创作早期是现实主义风格,后来他变了,写了不少现代风格的作品,比如《乳房》。之后他又回归到现实主义,但已经不是最初的样子,而是融入了作家尝试过的现代主义风格,融入了现代主义的因素,包括理念、方法和技巧,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美国,把他这种风格叫新现实主义。我在写作中并不考虑我写的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我确立自己的任务和目标,我要到达终点,这是我的目的,什么路径都可以。

  李:我发现您这几年的小说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尝试和探索,原来已经很成熟的写作风格被您打破了,难道您不希望或者追求形成一种固定的、独特的写作风格吗?

  胡:其实风格是一个危险的概念,丹纳曾说“风格的形成意味着僵化和死亡”,我在写作中,会拿即将写的一篇与上一篇做比较,这一篇一定要有不同于上一篇的东西。写与以前一样的小说,是没有意义的重复。

  李:在您的小说创作中,“经验”非常重要吗?在写作的过程中,您怎样处理经验与观念之间的关系?

  胡:经验,包括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在写作中,二者比例构成不同,对经验的处理方式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写作时,开头、结尾会想好,中间的过程是一个大体轮廓,写的过程中会有变化。有时按照自己的设置、安排使故事走下去,有时发现人物按照他的命运走下去更好。写作中是两个人的搏斗,一个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另一个是写作中的、有时是与小说中的角色合二为一的自己,写作就是这两个自己互相拉扯、互相配合的过程。小说对现实是创造还是反映,同小说与现实的距离有关,前者远些,后者近些,但小说总要立足于现实。文学应是多元性的,反映社会问题当然是可以的,远离问题也没什么不对,作家有创作自由,有自己的偏好,但不管写什么,怎么写,文学还是要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人的命运。

  李:您曾说,“我喜欢的小说,是能够接地气,可能有着世俗的面孔,但同时长着羽翼,能够飞翔于天空。一个方向往下,一个方向往上。往下扎得深,往上飞得高。”这样一种艺术追求,会不会有矛盾的时候?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胡:我说的“往上”和“飞翔”,是想在小说中融入一些轻盈的东西,但这不好把握。轻盈的东西,更多是指那些能使小说空灵的元素。同时,处理方式不同,也是因为认识不同。

  李:在小说写作中,有形的东西可以直接描摹,可以追求精准,但文学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制,所以作家一定会在精准描摹之外有所追求,但无形的东西往往飘忽不定,甚至瞬间即逝。随着经验的增长,您在小说中是否会有更多的形而上的思考?

  胡:会有,但同时也担心会对生活的敏感度降低。一个作家如果对生活不敏感,是很可怕的事。所以也要警惕,当感到自己对问题的认识与以前不同时,会反问自己,是不是变得麻木了。感性对文学是首位的,思想应隐藏在感性后面。那种混沌的表达可能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所以我觉得理性是一把双刃剑,这里面有个把握度的问题。

  李:“荷子”是您作品中典型的执拗型人物,您把她的执拗写到极致之后,找到想要借此寻找的答案了吗?或者说看到人物与社会重建的新的关系了么?

  胡:我这样写,想通过对既定秩序的打破,带出现实世界的东西,看一个人的执拗(或性格的某一方面)发挥到极限时,外界环境会怎样。这让我看到现实世界的强大,也看到了人物的光芒。而小人物的“一根筋”,这也许是生活在底层的他们对抗现实世界的唯一方式、唯一资本。

  李:我注意到,在展开叙事时,您更倾心于写小人物绝望的抗争,仿佛不这样写就写不出人的生命力,为什么如此关注人物与外界对抗的一面?

  胡:不对抗的、妥协的一面大体都是相同的,而从对抗的一面中更能看到独特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现实世界的。所以会有意回避“妥协”的一面。“荷子”寻找女儿只是外在的形式,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形式下带出来的现实世界。记得有一次和朋友李云雷聊天谈到《飞翔的女人》,我用“拐弯”这个词对小说的结尾做了一个解释。“荷子”原本要找女儿,她执拗地找下去,若结尾是她找到了或没有找到,这是日常的生活,不是小说的独特之处。而“荷子”在疯狂寻找中转向与人贩子的搏斗,而且最后成功了,这是没有希望的希望,也是我设置的“拐弯”的意义。

  李:《命案高悬》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吴响也是一个“一根筋”式的人物,他执拗地追寻某个真相。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亦善亦恶的人物切入叙事?

  胡:坝上草原的人有他们既定的生活逻辑、既定的生活秩序。我用“吴响”这个小人物“一根筋”地追寻,试图打破这种既定秩序——虽然也是在另一个更大的秩序中——看看被打破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那样的世界对我们而言,有陌生的一面,也有熟悉的一面。比如人们面对现实的态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越来越难。个体面对强大的现实力量太微弱了,很多时候你都会感到无能为力。

  李:我读了《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这篇小说后,想起罗萨的《第三条河流》。不同于《生活在别处》里对围城困境的书写,而是在日常生活之外找到了暂时稳定栖居的“别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胡:其实我想写的是人的两面性。人无论与多么亲近的人相处,总还有一些话无法与他说,有某一面无法告诉他。这些话并非需要告诉他,而是自己心灵的隐秘。小说中提到的女孩,是在孤儿院长大,后来遇到“乔丁”,生活变得稳定,我想用一种光带来的色彩转换隐喻女孩的命运。

  李:从明朗到阴暗的转换?

  胡: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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