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文学的奇异风采(刘火)

　　书写乡村图景是四川现当代小说的一个传统，这也使得四川文学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的重镇之一。在上世纪，四川涌现出艾芜、沙汀、李劼人、克非、周克芹等一大批优秀作家。进入到21世纪，阿来、贺享雍、傅恒、李一清、罗伟章、周云和等接过先辈乡村图景书写的旗帜，在社会变革和叙事变化上，进一步展现乡村图景书写的力度和宽度。新近的康巴作家群则以狂飙猛进的姿态，拓展了四川文学的新版图，为当下的文学景观增添了别一色彩。

　　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洼西、尹向东等生于康巴、长于康巴的年轻作家，以康巴的历史、文化、地域、宗教和康巴汉子、康巴女人的故事作为他们小说的元背景元素材，建构着有别于纯藏地也有别于纯汉地(“康”即藏语“边地”)的文学图景。藏地的康巴不只是一个幅员达近16万平方公里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人文历史概念。由于它与汉地南北东三边接壤，康巴的历史和文化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就语言来讲，藏汉双语的思维带来的“杂交”，同时给予了康巴小说“混血”的品质。“康巴小说”，作为一个术语、作为一种场，已经带给我们许多的惊喜。同样，由于“康巴小说”的业绩，“康巴作家群”也正在成为一种存在和一个新的昭示。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创作“骏马奖”，便是这种以地域命名的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众多的各色人物，如上层的土司、拥有领地的头人、掌有宗教话语权的喇嘛、还俗的下层僧人、底层的驮夫、剽悍的康巴汉子、野性的康巴女人、漂泊于藏地的汉人流浪汉、来往于茶马古道的商人，在偌大的康巴草原和雪山上，演绎着为了领地、为了女人、为了家族荣誉的仇杀，同时演绎着纯净蓝天白云下的凄婉且又悲怆的爱情。这是一部立体展示康巴地区自清后期到民国一百多年藏汉冲突到融合的小说，是一部重现和再造康巴地区独特历史和多元文化相互纠结的小说。

　　在藏汉地域交界、藏汉文化交融的平台上，康巴小说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是独特独有的，那就是“血性”与“温情”。在格绒追美、泽仁达娃的小说里，男女主人公因为历史、宗教、领地、女人、荣誉等引发和诱发的纷争和仇杀事件里，“血性”是主人公的共同品质。而一旦放到纯洁的雪山浩瀚草原上的男男女女的情事，则如夏风吹拂的牧草、草原穿行的小溪那样温柔多情。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让我们读到这样的章节：“大地春回，土著人的地湿润得像个温情脉脉的女人，布谷鸟的啼声悠然响起时，头人就让寺院落的僧人根据历书推算出适宜播种的吉祥日子，然后，头人派信差向村长带口信，发出播种的口令。”在达真的《命定》里，康巴藏人参与了收复腾冲、攻克松山等重大历史事件，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族群的巨大生命力。这除了表明对当下碎片化的电子时代的对抗，也表明康巴作家群作为一个群体的某种集体思考：关心重大历史事件，注重对历史浮沉中个体命运的思考。康巴作家以极大的热情和理性，拨去遮蔽，修复并重构远逝了的重大事件和人的命运，让读者获得心灵和审美上的冲击。即使不是如藏人参加抗日战争那般的大场景，就是“土生土长”的康巴故事也气势恢弘，如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等小说，即是通过因为牧场、领地引发不同部落的战争与和解的叙事，把纷争引发的仇杀以及宗教的神秘力量等康巴独有的元素，演幻成了大气磅礡的故事。

　　达真最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落日时分》。其中，《放电影的张丹增》的叙事，全然不同于康巴历史情仇的叙事，而是让一段艰辛且温馨的记忆化成了汉藏后生们试图通过密切的合作进而超越前人的当代图景。最让人欣喜的是集子中的近7万字的小说《落日时分》。它以诗意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当代一对汉藏青年邂逅的传奇而纯洁的故事。其小说立意和人物命运，并不像其长篇小说《康巴》《命定》那样大开大合，而是用一种细腻的笔法，书写着这个令人感叹的爱情故事。透过这种诗意的叙事，我们可以看到康巴小说试图要表达的内容：不同的文化可能会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但是，在人性的光辉下，冲突减缓、摩擦消失。正如小说中所讲的：“这么大的草原，难道还容不下一个客人？”事实上，小说《落日时分》里，对于康巴藏地土生土长的小拉姆来说，爱是一片净土，爱是世俗世界里的美丽阳光；对于来自喧嚣都市的青年苏峰来说，爱则是对自己灵魂的救赎。

　　在康巴作家群里，尹向东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写作，而且有着不俗的成绩。我一直认为，短篇小说是最考验小说家才智的叙事文体，因为它容不得水分。其短篇小说《空隙》，信息量很大叙事却非常流畅。一对汉藏夫妻，汉族丈夫为了藏族妻子日子过得更好，积蓄了不少钱，他把钱藏在狗窝的空隙处，没想到钱被人偷走了。当杨木匠知道“偷钱”的人是为了给自家女儿治病时，杨木匠不是采用报警或者动粗的法子，而是采用了康巴独特的祈神念咒的方法。果然，偷走的钱失而复得地回到了“空隙处”。“和解”于此得到了现实人生的验证。康巴小说能引起国内文学界的重视，当然与康巴小说的汉藏地域交界、汉藏文化交汇和与汉地文化不同的“异质”叙事有关。但除了这一点，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康巴小说家们对康巴藏地历史的穿透，特别是对汉藏文化摩擦、冲突和融合过程中人性的穿透。不到8000字的短篇小说《空隙》，以娓娓道来的慢节奏以及对人性幽深的描写，展示着无论汉人还是藏人的人性光亮以及带给彼此的温暖——尽管作家并不回避“他和他们是两个族群，千百年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在达真、格绒追美、尹向东等“60后”之后，洼西、南泽仁、洛桑卓玛、雍措等更年轻的作家以自己厚实的作品，迅速进入到“康巴作家群”的队列。洼西新近的中篇小说《雪崩》把一个寻仇与寻根的故事讲得千回百转。不知其父亲究竟是“沙雅还是布根”的顿巴在说唱艺人养父桑珠的培养下，从小僧人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头人。在这一成长过程中，其力量和欲望都来自顿巴的“寻仇”和“寻根”。在这一系列必然和偶然的事件和一系列战事甚至杀戮中，在神灵的启示和感召下，顿巴在爱情和亲情中完成了自我救赎，同时着手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反思与救赎，正是这一自救与他救的进程的存在，“雪崩”获得了另一种象征意义：千年不变的东西，会因人的自救与他救而使得历史在和解、融合、共生中不断前行。我们看到，康巴作家群置身于不同文化、信仰、宗教中，与时代同行，书写着人性中的善与恶，体现了一种开放的态度。康巴作家群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同样表现在诗歌和散文作品里。如窦零、拥搭拉姆、桑丹的诗，如南泽仁、泽仁康珠等人的散文，显现出作家们对康巴这块富有张力且神秘的雪域与草莽地的纯粹礼赞。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康巴作家群里，女性诗人和女性作家，有她们独特的视角和独有的心性。比如，“河流上飞翔的鸟群/是天空盛开的一种黑色植物/未擦亮的银器/像忧郁而性感的疾病/足以支撑一位少女度过短暂的一生”(桑丹)；“昨晚没有下雨/草地是湿的/低头看被草打湿的鞋/瞥见草上挂着水珠/这份潮/不知是草赋予空气的/还是空气给予草地的/借言觉者圣言/一切和合而成”(拥搭拉姆)。此外，洛桑卓玛把故事讲得一波三折且十分流畅的小说、泽仁康珠的美轮美奂的山水游记、南泽仁的极具故事性的人物散记等，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作家在“康巴作家群”的话语力量。

　　总之，相比于完全的“汉地”和完全的“藏地”写作，康巴作家群显现出的“混血”，以及由此决定的异质性，极大地改变了四川小说乡村图景书写的传统样式，同时也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传统。或者说，由于康巴作家近年来的集体发力，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主要是小说版图)，有了新的标识和新的“集镇”。特别是在阿来的《尘埃落定》等小说的影响下，康巴小说带给了我们另一方天地：一种包容多元文化、具有宏大叙事、注重人物命运和人性书写的文本。由此建立起来的康巴小说，定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影子，或者更乐观地讲，“康巴小说”及“康巴作家群”会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尽管路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