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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风暴的人——谈胡冬林的浪漫品格(王学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6月04日09:47 来源:中国作家网 王学谦

  胡冬林无疑是特立独行、极具个性的作家。这并不是因为他给我们带来的长白山大森林里的见闻和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我们可以从专业书籍中得到,可以从采访、采风得到,甚至作为一个有求知欲望的游客也可能得到;也不是因为他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因为文学奖很多,足以令人眼花缭乱,而是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精神,那种深沉的浪漫精神。作家的心灵状态,也是文学的重要元素之一。文字的背后是一个人。艾伯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把艺术批评主要坐标分为四个元素:作品、世界、艺术家和读者。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拘囿于那些作品,而是感受他的心灵、性格,然后再从这里出发去品味、思考文学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对胡冬林肃然起敬。

  胡冬林和我们、和许多普通作家没有什么不同,面部暗黄,毫无光泽,说话声音也不太响亮,就像他那毫无特别之处的夹克衫一样,有些灰蒙蒙的平平淡淡的味道。要是在大街上遇见,说他是一个小贩儿或者是多年来一直没有熬上级别的公务员,比说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更可信。我很难把眼前的胡冬林和那个在大森林里写作的胡冬林联系起来。然而,这种鲜明的对比,又仿佛让人格外感受到了他那种心灵的力量。

  胡冬林本来是城市人。他出生在长春,是“50后”。他的父亲是诗人胡昭,很小就写诗,被称为神童诗人。母亲陶怡据说是鲁艺学雕塑的,那时也是省内颇有名气的女诗人,出过诗集。网上有胡昭纪念馆,有照片和简短的文字资料。从照片看,年轻的胡昭英俊帅气,是帅哥,意气风发。中年的胡昭是那种厚重、质朴的东北汉子,脸庞有棱有角,透露着坚毅的神情。晚年则颇凛然、沧桑而凝重,像是久经风雨的老树。在反右运动中,胡昭被划为“右派”。在随同父亲下放改造、插队落户的颠沛流离中,胡冬林与白山黑水结下撕扯不开的情缘。大山、森林变成了胡冬林生活的一部分。大自然把它们的生命融入了他的身体和灵魂,成为他生命中最坚硬的部分。这也是他的身体里父亲、母亲的诗性血液的流淌。胡冬林最初的散文创作就弥漫着浓郁的山野气息。他无法拒绝山野森林的魔力和频频的召唤,不断回返到那里去。1995年以后,只要有了一点钱,他立刻就钻进长白山大森林里去。2007年,他干脆把家搬进了长白山下的一个小镇,过上了近乎山民的生活。他与猎人交朋友,在采蘑菇的老大姐那里听故事,仅熊的故事就听了不下百余篇。他爬冰卧雪,闻雪香,辨兽迹,穿林海攀山崖,找到了野狼群唱歌的地方——狼歌台。他能辨识出许多野兽的行踪,他接近过许多我们听说过和没听说过的动物,如熊、野猪、星鸦、狐狸、山猫、水鸟,辨识各种蘑菇、植物和昆虫。多年来,他大致认识了187种鸟类,220种植物,70至80种蘑菇及30多种野生动物及两栖爬行类动物。他还在山林里找到了一张自己最得意的写字台,“一棵直径1.5米的大青杨的旧伐根圆盘当桌面,4截短原木枯辘摆在四周当凳子,旁边立一根4尺高的原木,绑上一把灰色遮阳伞,短树杈上挂着我心爱的望远镜和数码相机。曾有几个山里人把这里当成打尖的地方(有丢弃的垃圾),他们离开后,我找到了这里。每次来这儿都心存幸运和感激之情:这里有世界上最纯净的蓝天与星空,空气与河流;有时百鸟鸣唱,有时万籁无声;有时花香扑鼻,有时叶落纷纷;夏天有花栗鼠在旁边偷看我写字,冬天有紫貂在桌面的积雪中打转……”

  没有哪个人没有冲动,也没有哪个作家不心怀着文学之梦,然而,这些冲动、梦想可能随时随地就会被磨损、萎缩、干枯,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变成一地鸡毛。我们顾虑重重、瞻前顾后,没有能力让冲动、梦想达到一种炽烈如火的程度,没有能力让它们变成参天的大树、巍峨的高山、无边的天空、辽阔的原野、汹涌的大海、狂风暴雨、闪电雷鸣。在我们的现实和文化中,有太多的日常经验和智慧,有太多的聪明,有太多的所谓理性的计算得失的方法,却缺少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任意的冲动,缺少尼采所沉迷的酒神激情,缺少那种凌空飞舞、独步高空的特立独行。然而,胡冬林却做到了。他是一个有风暴的人。胡冬林在《拍溅》里曾引用因纽特人的民谣:“在远古时候/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动物高兴也能变成人/因为我们讲着同样的话语/我们发出同样的声音”。他变成了大山和森林,大山森林也变成了他。这种沉迷山林的心性,与其说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毋宁说是深入心灵、张扬灵魂。“这座森林于我是创作源泉,心灵寄托,神圣之地。这里有世界上最新鲜的空气,最清澈的水,最美的野花和蘑菇,最动听的鸟鸣,最纯粹的森林音画……”我想,在胡冬林做出这种投入山林的选择的时候,在他无数次踏进山林的时候,在他的小屋里创作的无数个夜晚,他的灵魂一定经历了非同寻常的狂喜和高潮,也一定经历了无数次对世俗社会的孤独对抗和狂傲的蔑视,也一定会有昂扬着那种激情四射的冒险意志,生活冒险和文学冒险。与其说他走进长白山是在观察大自然,毋宁说他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流浪、求索。

  据我看来,生态文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怀有生态责任和生态使命的文学,它关注现实的生态状况,揭示生态问题,呼呼社会保护生态,保护家园;另一种则更靠近文学,近乎纯文学,更关心人性、心灵问题。前者是新兴的,后者则非常传统,比如沈从文等人的创作。但是,两种类型的根源,都应该是浪漫主义文化。胡冬林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生态文学作家,背靠牢固而正确的生态意识的大山,他似乎更有信心,但是,我宁可将他当成是一个一头栽进山林的浪漫主义者,生态文学仅仅是更大的浪漫主义文化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让文学承载任何现成的主义,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浪漫主义精神却是文学事业的常青之树。胡冬林的冒险选择,更接近浪漫主义的深潭,更像浪漫主义作家的姿势。在浪漫主义庞大家族中,那些桀骜不驯的作家大都蔑视世俗幸福生活,却更极端迷恋那种傲然的精神自由。在他们看来,世俗幸福是虚假的,意义匮乏的现实,是捆绑、制约和压抑个人的枷锁,它把人拴在乏味、平庸的木桩上,昏昏欲睡,就像一头傻吃酣睡的家畜,必须打破世俗幸福生活的枷锁,才能高扬灵魂,创造出价值饱满的人生意义。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生活没有什么固定的结构,个体生命只能以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冲动、疯狂、痴迷等激情,不是魔鬼,而是一种灵感、才能,是上帝赋予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人的最宝贵的财富,是精英者必备的品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浪漫主义势单力孤,犹如散兵游勇,而现实主义却像个庞然大物,无所不在。这种情况在当代文学中有所改观,1980年代以来,浪漫主义像一条地下暗河,悄然流淌,尽管它产生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张承志是最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张炜在《古船》之后也变成了浪漫主义者,他的《九月寓言》是“融入野地”,直到晚近的《你在高原》,则具有更浓郁的浪漫风格。如果宽泛地看,莫言也是浪漫主义者,就是先锋小说潮也可以当成浪漫主义,就是贾平凹也是一种浪漫风格,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我们的文坛一直没有理直气壮地把浪漫主义变成一种潮流,它仿佛总是含混而朦胧地存在在那里,我们的灵魂仿佛总是无法舒张、飘扬起来。和上述大作家比起来,胡冬林只是小人物,但是,他的灵魂的炽烈也为当代文坛的浪漫主义尽了一分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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