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诡云谲的时代画卷——读《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史》(丁宁)

　　图从左至右为：《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史》封面、莫奈的《1878年6月30日巴黎圣德尼街》、德加的《拿花束的舞者》、毕加索的《井边三女性》以及巴黎歌剧院雕塑《舞蹈》。 　　制图：蔡华伟

　　史家笔下的欧洲19世纪，当是“大世纪”。涉足者要稍稍越过百年纪年的限定，看到1800年之前的重要相关现象，也需联系1900年之后的影响与发展。观照这一时代的艺术，也不例外。

　　《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史》是出自荷兰知名学者曲培醇之手的教本，恰恰有这样的史识。读者首先会读到她对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的描述：譬如，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美国独立，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而这些事件的后续效应，加上19世纪本身所经历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都为19世纪欧洲艺术提供了独特的底色，使之显得更加厚实、绚丽、驳杂和多义。曲培醇是勾勒历史语境的高手。在谈论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为何具有范本意义且影响深远时，她竟然提到了工业革命。以往，人们更多地会想到学院派的作用，而工业革命则显得似乎外在了点。可是，无论家具还是日用陶器，当时都已经可以大批量生产，附丽在这些产品上的古典艺术的因素当然就有了更多流布的可能，甚至连著名艺术家如弗拉克斯曼也参与了构思设计。英国的家具和韦奇伍德陶器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不过，19世纪充满了动荡，图像的危险是当政者所恐惧的。杜米埃的作品(尤其是其流传快速又广泛的石版画)就曾让“七月王朝”政府寝食不安，在无法禁止出版的情况下，就尽可能大量购买刊登这些图像的报纸，然后付之一炬。1835年9月，路易—菲利普政府颁布了严厉的审查制度。

　　当然，作者并不是一味地强调艺术被影响的状态，相反，艺术也可能影响其他事物。譬如，谈到浪漫主义绘画，我们就不能不提瑞士出生的英国画家亨利·弗塞利。他的代表作《梦魇》由于极受欢迎而促使其后来画了许多不同的翻版。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这里展示的版本中，一个穿着白长袍的女孩正在一张床上睡觉。她不舒服的睡姿看起来导致了她的噩梦，表现为坐在她小腹上的马拉(mara，一个被认为制造梦魇的怪物)。同样象征梦魇的一匹白马越过床后分开的窗帘进入房间。当女孩在睡梦中还不具备清醒的理智时，马拉和白马制造了恐惧的体验。弗塞利的画介于哥特式的惊悚和崇高的惊悚之间，既让观众害怕得退缩又强烈吸引着他们。弗塞利将梦和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观点早了一个多世纪。

　　事实上，这幅画的复制品(版画)就挂在弗洛伊德的起居室里。显然，心理分析大师从此画中获得过特殊而又深刻的启迪。

　　对于作品的解读，作者显出了驾轻就熟又细致入微的能力。在谈到法国画家大卫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这一有五六个版本之多的画作时，曲培醇一语点破：镇定自若地骑在前蹄腾起的马上的拿破仑形象当是歌颂性的，因为根据史实，拿破仑是骑着骡子过阿尔卑斯山的。将骡子换成马，而且是如此完美的造型，完全是由于画家对拿破仑有崇拜之情的缘故。再如，对英国浪漫画家康斯太勃尔的风景画的解读，曲培醇认为，像《干草车》这样的作品与其说是对19世纪英国农村的忠实再现，还不如说是对牧歌式过去的一种充满怀旧的重建。而且，画家的方法是有革命性的。虽然与其他画家一样，他也是先是在户外写生，再在画室中完成画作。但是，与其他画家的做法不同的是，康斯太勃尔不是用铅笔和水彩，而是直接用油画颜料写生，而这在当时颇有难度，因为那时还没有今天很普遍的管装颜料。可是，这一困难并没有难倒画家。康斯太勃尔用猪膀胱来储存小量颜料，以便外出携带使用。艺术家的这番苦心显然没有白费，他从此可以更直接地面对自然，并把瞬息万变的自然迅速而又忠实地体现在画布上——这几乎是后来法国印象派的做法，因为那时出现了管装颜料，表现自然中的条件色变得越来越方便了。就是在《干草车》一画里，康斯太勃尔对英格兰变化无常的天空和云彩作了极为精彩的描绘。因为家庭经营磨坊，画家小时候就对天空的云彩与气候的关系有着颇为丰富的感性认识，如今，他更可以持续多年在一天中不同时间、不同天气的情况下对天空和云彩写生，留下来的油画写生作品竟多达百幅！因而，在其很多描绘英格兰乡村的画作中，云彩是如此变幻多端又清新迷人。难怪使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深受启发。

　　19世纪还是见证审美趣味起伏变化的时代。无论是浪漫派与写实派的对峙，还是印象派与学院派的冲突，都折射出当时社会文化变革对审美价值观念的冲击、引领等。卡尔波为巴黎歌剧院而作的雕塑《舞蹈》奔放抒情，堪称浪漫主义雕塑的杰作。其中裸体男性的形象喻指舞蹈，是一种全新的做法。可是，这在当时却招来了非议。有批评家颇为愤慨地写道：

　　啊，那些迷途的舞者只需是希腊女性，有端庄的体态、完美的造型。

　　但是，不，不，看看这些硬生生的脸啊，换来的是路人的怒容与冷笑。看看这些疲惫下垂的腿、软弱变形的身躯，承认吧，我们生活在19世纪中期，生活在疾病缠身、赤身裸体的巴黎，生活在现实主义之中。

　　为世界博览会而设计的埃菲尔铁塔想来更是如此，因为，虽然它融合了罗马凯旋门和哥特式尖塔，但是，它毕竟太新了。对此，像莫泊桑这样的作家曾予以剧烈的批评。等到铁塔建成，他竟然每天要去铁塔中吃午饭！新的艺术的力量何其强大而又微妙。作者在展示趣味的对抗以及趣味的顺应的过程，让我们认识了19世纪艺术走向现代性的同时也建构经典性的深刻嬗变。

　　有西方学者将本书誉为“迄今出版的关于19世纪欧洲艺术的最佳教材”，确实不是恭维，而是如实评论。对于此书，中国读者亦当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