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乡村的全景画卷——读谭岩的《一河春水》(吴艳)

　　谭岩以“一河春水”作为他新近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书名，作为读者多半会先看《一河春水》。这篇小说讲述一位叫明德的打鱼佬的故事，有点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影子，不同的是这位打鱼佬是在他家门前的河里打鱼。从前欢腾的河流如今变成呆滞的小沟，也许是过度打鱼和气候变化造成的，这条河流除非连日大雨才可见昔日风采，更多时候，门前的这条河是断流的，或是一条浠水，很难见到鱼的踪影，连猫猫吃的细鱼也难打到了……小说集《一河春水》似乎就以此为基调，展开转型期乡村全景画卷的扫描。

　　17篇小说，其镜头多聚焦留守在乡村的老人、儿童和持家妇女，也不忘扫描乡镇干部、开店女老板，还有盲人、道姑、男帮工。即便是矿工也是劳作在乡镇的小煤窑。《一河春水》集中描画乡镇一级的人们，主要是农民，在城镇化时代冲击下的生活际遇、感情纠结和伴随传统乡村文明失范过程的阵痛与慨叹，其基调沉郁、斑驳，但也夹杂些许亮丽和暖色。

　　《一河春水》前4篇写的都是老人，写老人如何善终，写中青年人的死于非命。善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生的最后一个梦想，《一河春水》《年年岁岁》里的打鱼佬、养猪婆婆的死，实现了他们对善终的追求，从他们的言行举止里，我们依稀可见传统农耕文明里祖先们的信仰、人格和骨气。

　　7篇涉及死亡主题的小说以“悲痛”为主调，有打鱼佬、养猪婆婆(《年年岁岁》)的悲壮，也有小熊猫父子(《小熊猫》)的悲惨，美道姑(《白鹤飞》)的洒脱，祖母(《宁静的田野》)和病老汉(《风水宝地》)的困窘与钝痛。死亡主题在《一河春水》小说集里被演绎得沉郁顿挫，当下乡村人的曲曲哀歌既蕴含了善终的自主，也流露出不得已的、不愿意的悲愤与伤痛。这些悲愤与伤痛震撼了读者的心灵。

　　农民问题是“三农”(农村、农民、农业)中最大难题之一，《金光灿烂》抒写了一个叫田保的中年农民打工前的心路历程。田保不舍得最后一次卖谷，是不舍得离开生他养他的乡村。这个乡村承载了田保生命中的一切欣喜和哀叹、幸福和困恼，还有成长、上学、结婚、生子，农忙与农闲，播种与收获，割谷、打谷、晒谷和卖谷……所有这些构成他鲜活而丰满的生命历程，有劳动的艰辛，更有收获的快乐。突然间要告别他习惯了的生活，进城打工，在陌生的城市打拼，中年农民没有什么优势，未知的打工生活尽管机遇和风险共存，但在情感上，要田保这样的农民离开乡村，他念念不舍，又不得不舍。

　　《风吹花儿开》是像田保这样的农民出门打工而不顺利，又被迫返乡的故事。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影响到沿海制造业，受打击最大的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贸行业。工厂没有订单或大大减少订单，农民工又被迫回到乡村，为继续赚活钱就做帮工——专门在农忙时给男人出外打工的家庭打短工，“帮工”是谭岩为我们贡献的新形象。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麦客”不同，麦客们是千里迢迢到达麦收区域，其方式为“规模经营”，帮工所帮的是一家一户。

　　《一河春水》也将镜头掠过镇上的干部、生意人和手艺人。对这些人物，谭岩没有简单化或类型化，仍然是细致而又充满激情地展现他们的际遇和困顿。武装部长(《武装部长》)、理发店女老板(《刘丽香的春天》)和小木匠(《跳着担子的爱情》)，这些人物总体上比乡村农民的色调要鲜亮一些，尽管他们也经常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也时时感到生活的不尽如人意。

　　谭岩曾经说过，他在这两年才有了“‘中国小说’的概念，并在创作中进行一些实践”，《一河春水》里留有他对小说创新实践的收获。除了乡村画卷里的鲜活人物形象和对司空见惯主题的新体察、新表现，还有对小说文体的自觉意识，尤其是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的实验性质，比如《是谁在叫我的名字》。一个考上县一中高中的女孩姜小红，因为家庭贫困，主动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这本来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但谭岩从名字入手，写这个女孩性别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苏醒过程。女孩“姜小红”在想，什么情形下、被什么人叫“姜小红”或者叫“红娃子”、“红儿”和“小红”，父母和老师对自己的不同叫法，原来是有不同含义的。经过对含义的不断追问与思索，这个女孩建立起个人意识和性别意识，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自主和自由精神的人。

　　谭岩是一位具备正义感和忧患意识的青年作家，他的正义感和忧患意识多半是自然地融入在人物塑造和小说叙事过程中，但有时他会情不自禁地站出来抒发情感，甚至代人物说话，使故事的叙事出现不太协调的枝蔓，影响了主人公形象的自然发展。我们期待谭岩带着年轻人的锐气和他特有的沉静不断写作，不断探索，让转型期乡村的全景画卷更加开阔，也更加细致和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