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智慧的文学批评(樊星)

　　在看过了许多晦涩的文论，并注意到这样的文风还在评论界以及高校学生中蔓延以后，就感到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如何在文学评论中写出人生的智慧、文学的风采？而这样兼具智慧与文采的文论风格，其实在当代已经产生，只是没有蔚然成风而已。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便是注重人生哲理的探索——从先秦诸子、魏晋名士到宋明哲人、晚清学者，都留下了许多“究天人之际”、“为生民立命”的哲理思考。而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一次次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从19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到1980年代初《中国青年》杂志组织的“人生意义大讨论”、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格外引人注目。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探索人生”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情结。只是有的人喜谈人生，常常流于肤浅之论，或人云亦云，或大言欺世。人生充满玄妙之谜，偏偏“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头脑简单的教育者以为可以用一些老生常谈的口号把复杂的人生简单化。相比之下，读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那些剔发人生妙理、发人深思、促人警醒的议论，读《管锥编》中那些充满智慧与启示的文字，才使人感受到了思想的伟力，感受到智慧与平庸之谈的天渊之别。经历过纷乱世事、沧桑巨变的当代人，在多元思潮冲撞、交融的漩流中，需要的正是深刻的智慧而非浮浅的空谈。

　　所谓智慧，就是能够洞悉人心的深奥、世事的复杂以及各种主义、观念、常识的悖论，发现为人忽略的风景。同样探索人生，哲学注重锻造各种主义，而文学则侧重揭示人生的复杂与不确定性。说“文学源于生活”早已是老生常谈，可像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的宏论，依然因为生动揭示了魏晋文人与政治的亲密关系，剔发了文学与酒、文人与世道人心等等文化现象的玄妙，就写出了文学与生活的丰富联系，可以常读常新。文学是人学，然而“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还是“非善非恶”或者“亦善亦恶”？文人们从来就没有共识。佛家讲“佛魔一念间”，更能道出人心的瞬息万变。文学经典千千万，各执一词，却都写出了人性的微妙与丰富、世事的多变与难以理喻。

　　常常听到对文论现状不满的议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也许是我们对当代文论已经形成的优良传统谈得很不够。当代文论，不乏闪烁着智慧与文采光芒的宝贵结晶。例如钱锺书就在《管锥编》中留意“征人情世故”以鉴别迂阔之论与切肤之谈。如第一册中“己思人乃想人亦思己，己视人适见人亦视己”条中就有这么一段文字：“历代诵说《孝经》，诏号‘孝治’。然而约定有之，俗成则未，教诫而已，非即风会，正如表章诏令之不足以考信民瘼世习耳。”(第116页)约定未必俗成，这一论断使人想起历史，想起“礼教”与人生的分离，想起“王道”、“仁政”与周期性动乱的互补，想起究竟是儒教还是道教才是中国文化的根底的争论……看世事，须注重研究民俗，研究复杂的现实与千变万化的世态人心，才不至于被空谈所惑、所误。“切世情”、“征人情世故”之类字眼在《管锥编》中多次出现，正体现了钱锺书知人论世的一个基本原则。同时，这也是钱锺书解决一些文学疑难问题的一个基本点——一些莫衷一是的争论验之以人情世故便迎刃而解了(如“征夫不复与荡子不归”条、“心愁而致头痛”条等)。世事纷扰，才有了莫衷一是的百家争鸣。钱锺书探索人生的奥秘，常于百家学说的碰撞交融中洞幽烛微，指出前人的偏颇；在评说千秋功罪中阐发历史的玄机。儒法两家，早分泾渭。但君知否：儒生中不乏赞赏商鞅变法之人；法家阵营中人也会同室操戈(“李斯杀韩非而用其燔《诗》《书》之教”，见第261页)。秦皇焚书，汉武崇儒，看似政见不一，其实呢？“均欲‘禁私学’，‘绝异道’，‘持一统’，‘定一尊’；东西背驰而遵路同轨，左右易位而照影随形。”(第261页)——或异中认同，或同中辨异，寥寥数语，已见历史荒诞中的严酷、人心莫测中的无情。又，儒道释三教归一，已有定论。钱锺书则别有高见：释道二家，“始则互相借重，几泯町畦，浸假而固圉御侮，设蕝分茅，由势利之竟，发邪正之辨。教宗攻讦，大抵皆然，如争浴而各夸无垢，交讥裸裎。”(第二册，第503页)“及夫释与道鬨，亦各引儒为助，三教间情事大类魏、蜀、吴三国角逐。明末耶教东来，亦复援儒而摈释……出家人捭阖从衡，远交近攻，盖于奉持其本教之宝书圣典而外，枕秘尚有《短长》也！”(同上，第504页)由那些圣贤的不免于褊狭，可以生发多少关于“真理”与偏见、“神圣”与利益、“是非”与心计的浩叹！人间许多“是非”之争，常常与逞强使气的心态纠结在一起。而只有明了这宗教、哲学与历史的奥秘时，才能以更加通达、睿智的目光去探索、去发现哲理的微妙、是非的相对了。“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各家学说的彼此攻讦并不能实现一统天下的宏图。历史的公正便常常体现在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可以在转眼之间就鬼使神差地改变了那些学说的命运，使定于一尊的主流思想顷刻间土崩瓦解，使在逆境中挣扎的支流思想忽然间成为显学。能从思想的“兴”中看出“衰”，从主义的“异”中看出“同”，才称得上独具慧眼。更何况还有“人生如弈棋”的古训在：“以王充之达识，而《论衡》首标《逢遇》《幸偶》之篇；西方考稽名俗者，亦言同感人生中有‘掷骰子成分’。……《堂·吉诃德》即以人生譬于弈棋之戏”云云(第三册，第1139页)。世事变幻莫测，历史充满偶然——人的渺小、人的希望、人的豁达，俱寓其中了。

　　我也很喜欢读李泽厚、高尔泰的文章，既富有洞见世事的智慧，也常常灵感飞扬、文采斐然。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描述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文风也写得美不胜收，已成当代学术经典。高尔泰的许多文章也写得气象万千。例如《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一文就常常有精辟的哲理议论，如这样的发现：“产生于忧患意识的快乐必然伴随着沉郁和不安，产生于忧患意识的痛苦必然具有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的调子。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普遍具有的调子”；“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消沉的，避世的，退让的，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漫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地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还因为高尔泰熟悉古代诗词、画论，文中常常信手拈来，使文章处处散发出浓郁的诗情画意、澎湃着汹涌的生命激情。这是散发出浓郁“中国气息”的好文论。

　　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擅长以中国传统神秘文化话语解读当代文学作品。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使他那些解释当代文学现象的文章既古朴又新颖。他曾经这么表述过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这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然而，旧士大夫家族的遗传密码，也教我深知这所房子中潜藏的无常和阴影。但对这房子的无限神往使我战胜了一切的疑惧。”这样的文字，如诗如画，意境玄远。在谈及自己的知识储备时，他谈到了《庄子》、古典诗词、《黄帝内经》、佛典，还有《周易集解》——他特别谈到自己与这部书之间的深刻缘分：“我一下子就被这部中华民族文化宝典的神异气氛吸引住了。并且预感到，也许我与这部古老的圣书存在着某种宿命的缘分。大概它就是我的文化星座的所在，将像北斗一样灿烂的星光照耀我的一生历程。”(《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他的《贾平凹论》就是这样一篇以《周易》解读贾平凹小说的佳作：从贾平凹姓名的拆字妙解(“平凹”有“阴阳”之意)到“在金狗与小水的名讳里，也藏着《周易》文化系统的密码谶语”的发现，从对《白朗》的星象解释到对《古堡》悲剧有违《周易》真义的文化剖析，从对《人极》中农民修智的局限性分析到对《浮躁》中韩文举深得“易理精义”的阐释，都在贾平凹研究中别开生面，也与贾平凹钻研神秘文化的深厚素养相对应。文章的最后，他表达了对东方神秘文化的认同：“现代主义所描绘的精神文化景观，还远远不能达到《周易》文化系统那种精微知几的实验现量效果……当文学真正达到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同步操作时，就会显示一种‘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神性境界。”(同上)这样的境界，玄远而神奇，是与西方的批评话语判然有别的。

　　此外，我也很喜欢赵一凡的著述。他的两本《西方文论讲稿》(一本《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还有一本《从卢卡奇到萨义德》)梳理西方文化思潮，却能够写得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引人入胜。请看一段介绍拉康的文字：他“既热衷镜中幻象，又迷恋母子情深。他那番搔首弄姿的模样，令人联想苏州评弹中的旖旎风光……”(《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26页)可谓精练概括，也妙趣横生。再看评点哈贝马斯的一段文字：“老哈担心不无道理。但我要告诫各位：此人闭口不谈发展中国家。他一心要维护的，只不过是当下欧美国家的合法化权威”，“因此便有第二思考题：中国人如何平衡自己的‘规范与自由’？”(《从卢卡奇到萨义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33-734页)对西方思想权威的论段发出不同的声音，不仅需要清明的理性，而且需要对“中国问题”具有清醒的洞见。

　　信手拈来几例，已见当代学者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中国学术思想、追求中国学术气派上取得了不容小看的成就。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好好总结，尤其是在追慕西方理论晦涩之风、人云亦云之风已经泛滥成灾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