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实丰厚的思想意蕴(李掖平)

　　在当前文学作品历史使命感逐渐淡漠、报告文学被日益边缘化的时代语境下，《国家记忆》这样一部重返历史现场的心灵书写的出现，无疑给文坛注入了一股深度与强度兼具的正能量的新鲜血液。因为这是一部叙写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如何在中国薪火传承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史诗性大书，通过一段寻找《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悲歌长风式历史传奇的重叙，真实再现了这本革命宝典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以及山东广饶地区乃至全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影响，丰满地雕绘出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群像，对价值观日渐扭曲的当下俗世进行了尖锐的剖析与反拨。这无疑属于一个非常宏大而且非常红色主旋律的主题，它不仅关乎从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取得卓越成就的漫长岁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巨变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进程，更关乎我们中华民族在近百年来社会文化转型的系列重大节点上的复杂情感起伏与心理律动。作者如何掌控或者说怎样拿捏这一宏大主题，如何既真实再现历史时空的广阔与繁复，又鲜活还原现实场景的生动与丰饶；如何既成功建构梯次承继关系清明可信的人物形象谱系，又深度联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个体、宏大政治信仰与日常生活细节，使其在相互交织和参照映衬中浑然一体，实事求是地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作者必须具有足够的思想深度和精深的艺术功力方可写好。

　　令人欣慰的是，铁流和徐锦庚两位作家成功地挑战并超越了这一难度。他们秉持在宏观处立意、于微观中取象的艺术尺度，以一种深具历史真实性和社会生活现场感的情感丰沛而又生动传神的文学书写，一方面追索厘定了《共产党宣言》与中国革命的深厚渊源，钩沉出其在现当代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持久不衰的影响力，以彰显其穿越时空一以贯之的经典性；另一方面真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伟大信仰投身革命，不惜流血牺牲的英雄壮举以及中国革命波涛汹涌、星火燎原的悲壮历程，敞开了沉实丰厚的思想意蕴和个性斐然的审美魅力。

　　作为一部以“追述红色历史”或曰“重返革命历史现场”为叙事视角的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丰厚的思想意蕴和个性斐然的审美魅力，主要源自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寻找中文首译本《共产党宣言》既是整部作品的叙事起点，又是结构框架的中心交汇点，所有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推进以及所有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表现，都联通汇聚于此。围绕着这一叙事核心，作品中的众多人物形象在《共产党宣言》流传民间的时空转换中，以历时性关系建构起三组人物序列：一是为《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作出不同贡献的诸位革命前驱，即“共产党先驱人物序列”；二是在《共产党宣言》引领下轰轰烈烈闹革命、不惜身家性命保护这本红色圣典的众多农民革命者，即“鲁北平原革命农民人物序列”；三是在和平年代里从《共产党宣言》中寻找到新的斗志与激情，带领一方百姓奔向富裕生活的当代英雄，即“当下传承共产主义信仰的人物序列”。这三组人物序列既彼此独立又遥相呼应，既互为承继又互为参照，环绕一本《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农村广泛流传的传奇性经历，组建起一个意蕴丰富别开生面的环状立体叙事结构。而在材料组织上，诸如历史文献、新闻访稿、政府文件、人物日记和书信、影像资料等多种文体质素有机穿插在文学性叙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话语、新闻话语、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多声道言说，表征了跨文体写作的实验倾向，彰显出一种“别有意味的艺术形式”的美感。

　　作者在三个序列的人物塑造上按照1∶2∶1的叙事份额，将描写刻画的浓墨重彩集中在 “鲁北平原革命农民人物序列”这一中心板块。这一人物序列所承载的叙事职能是在冀中平原上“践行”和“保卫”《共产党宣言》，其所承载的结构职能则是承上启下推动故事情节有序行进，叙事份额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这一人物序列上承着以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为代表的“共产党先驱人物序列”(主要承载着“生产”和“传播”《共产党宣言》的功能，叙事份额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该序列的每个人作为重要历史人物都拥有丰富的叙事资源，经常成为众多回顾红色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或报告文学的首席主角，作者轻而易举就可以借用前人的创作经验对此展开鸿篇大论。但是这样一来无疑会挤占“鲁北平原革命农民人物序列”及其“践行”和“保卫”《共产党宣言》的叙事份额，易生平均用力淹没重点的平淡和平庸。作者冷静地克制住叙事冲动，仅择取其中几个最为重要的叙事节点进行简略描述，以保证整部作品张弛有度详略得当。“鲁北平原革命农民人物序列”下启着以李培义、高义新、李建华为代表的“当下传承共产主义信仰的人物序列”(叙事份额约占全书内容的四分之一)，对这一序列人物的处理，作者遵循着历史沿革的规律将其置于作品结尾，采用一种类似电影的“淡出”手法，使《国家记忆》的时空间隔从遥远的战争年代自然滑向和平年代的当下，在文本意义和文本外部的时间意义两个层面上实现了“一脉相承”的互文性效果。

　　即使在塑造“鲁北平原革命农民人物序列”时，作者也努力使其有所侧重，分别运用粗线条勾勒与细节填充的方式，通过对一些典型实例的描写刻画，凸显出以刘良才和延安吉为代表的农民英雄们各不相同的鲜活个性，从而使各个人物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参差对照，有效规避了千人一面似曾相识之嫌。饶有意味的是，在描写刻画这一人物序列中的农民群像时，作者采用的具体方法是以主要人物形象的重要事件相继牵引出其他相关人物，使该人物序列像滚雪球式地逐渐壮大丰富起来：如在叙述刘良才带领农民“觅汉增资”时引出耿贞元，在刘良才决意动员“黄枪会” 参加革命时引出刘汉民，在延安吉狱中锄奸的情节中引出褚燕山，在延安吉第二次返回东北时又引出张蔚华……这种滚雪球式的人物出场方式，不仅高度契合了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叙事规则，更暗合着革命运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展趋势，可谓匠心独运、意味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