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为径，寻找中华文化之魂魄(徐林平)

　　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尽管重大题材一直受到作家们的关注，但像余义林这样写出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撰出版过程，并详述其价值及特色的作品着实不多。原因是，这种题材涉及的领域专业性强，又有点冷僻与枯燥，很难写，也很难写好。而余义林却一直追踪着这个抢救古籍的项目。因此，当她将其数年的采访和笔记，浓缩成一本典雅厚重的长篇报告文学《汉籍之路》的时候，便显得格外可贵和令人感动。

　　搜集整理域外汉籍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这项工作又是特别艰辛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撰耗时15年，凝聚了来自海内外数百位学者的心血。而《汉籍之路》的作者，以一种敏锐的“新闻眼”，记录和讲述了这个项目缘起、设立、开展的跌宕起伏的过程，展现了煌煌巨制背后那些感人肺腑、趣味盎然、发人深省的人物和故事，让人受益匪浅。

　　挖掘历史上的 “汉籍之路”

　　《汉籍之路》这个书名，提炼得准确响亮，反映出作者捕捉题材和内容的力度。说起来，“汉籍之路”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表面上，它与100多年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的“丝绸之路”有概念上的借鉴，但它同时是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交流的概念。实际上，“丝绸之路”不仅包含了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物质交流，也包括了以书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物质文化交流和精神文化交流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特别是当书籍作为商品的时候。

　　然而，精神文化的交流的外延更为广泛。中国的书籍除了作为商品被销往海外，还是来华使臣赠予之物、留学僧侣学习之物。而他们归国之时，往往会携带这些书籍踏上返途。这在中朝、中日、中越之间的交流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他们的行进路线也与商贾有着不同之处。比如明清时代的越南使臣朝觐中国皇帝，通常经由两广到达武汉，从武汉溯长江而下，至扬州，由京杭大运河至北京；回国则原路返之。越人好读北籍，一趟使程，或购买或受赠，常能获得数目不少的图书。清代越使阮思僩《燕轺笔录》就详细记载了他在朝贡途中收到中国官员赠送的各类书籍名目。

　　由此可见，以物质文化交流为主的丝绸之路，并不能完全涵盖文化交流的全部渠道。那么，如何概括以书籍为主要载体的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渠道呢？随着文献整理的国际化，近年来，以日本舶来名词“汉籍”来统称汉字文献，越来越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事实上，在整理和编撰“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实践中，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们越来越清晰地发现了存在于历史脉络中的清晰的汉籍传播路线。他们沿着这些路线寻访流失他邦的中土旧籍踪迹。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发现了更多先贤的身影。如果把寻访汉籍的工作放入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中国学人传承了100多年的文化传统便会清楚地显现。

　　早在晚清民国时期，以黎庶昌、杨守敬、傅云龙、王重民等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就曾纷赴海外访求佚书。每有所获，常在中土士人中间引起极大反响。张元济主持编纂的《四部丛刊》便收录了日本正平本《论语》、天明本《群书治要》等一批对中国传世典籍有补裨益作用的重要典籍。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我国的学人再度赴海外访求旧籍。这次，他们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东亚历史上的汉文书写传统，朝鲜汉籍、日本汉籍、越南汉籍纷纷映入眼帘，人们也才又一次确认：汉字在东亚世界的历史上，曾经承担着通用文字的地位，如同拉丁文字在欧洲大陆的神圣地位一样。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汉文水平的高低同才华学问的深浅是相辅相成的。东亚不同国家的文人相遇，觥筹交错下对中国诗词的唱和，也是不可缺少的。朝鲜使臣李粹光《芝峰先生集》曾多次记载他在北京与越南使臣、琉球使臣之间的诗文之交。汉字不仅是他们相互交流的工具，也是我们周边国家和民族彼此认同的文化基因。

　　这是学术进步的体现，也是中国学者的创见，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文化理念的更新。柳斌杰曾表示，“汉籍之路”将提振中国文化人的自信心，也表达出当前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说，“汉籍之路”的挖掘，首先证明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之广阔，影响之深远，而对于周边国家来说，中华文明的影响又岂只是汉字？中华文明宏大的思想体系，比如融合天人、中和万物的包容精神，济世利民、汇通中外的进步思想，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变通哲学等等，早已为周边及西方很多国家所推崇，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灿烂文化。

　　构筑现实中的“汉籍之路”

　　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当我们为法国人拍卖圆明园遗物而义愤填膺的时候，还有大量的汉字典籍蜷缩在欧美图书馆的角落里——由于重视程度不足，中华的古籍往往被冷藏，甚至有时被当做废品扫地出门。1972年，以收藏文献宏富著称的伦敦图书馆，就差点将一部明代中医典籍《本草品汇精要》清摹绘全本(国内已无全本)当作废纸扔掉，幸被日本学者大冢恭男发现，现藏日本北里研究所。由于国外图书馆缺乏汉籍整理的专业人才和经费，大量的汉籍仍然被弃之一旁，任由自然侵蚀。比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所内，大批的中国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俗文学唱本，未曾整理，仅以麻袋收装，无人问津。可见，整理海外汉文古籍、拯救文化遗产是一项十分迫切、任重道远的巨大工程。

　　而余义林这本书，让人最为感动的桥段就是：她生动描述了当下有这样一批文化人，他们不为眼前的物质利益所动，执著于海外汉籍的收集、整理与出版。他们或是文化建设者，本身从事出版行业——这项带有社会公益性质以传播知识为己任的事业，多年来为人们提供了诸多文化经典；他们或是学者，从事文献研究，是为中华文化遗产的整理笔耕不辍的学人，很早就了解到这些汉字文献的价值。柳斌杰、黄书元、周安平、孙晓、张玉范、白撞雨、郑金生、王克芬……他们为了“拯救海外中华遗产，传承华夏汉字文明”的共同理想而走到了一起。《汉籍之路》好似一通碑铭，将他们的事迹一一镌刻下来，让我们拥有了思考和回味的素材。他们将前人的书籍整理、保存起来，而他们的事迹也将通过本书而广为人知。

　　应该说，“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辑委员会是一批有远见、有韧劲并身负时代使命的文化人所组成的团队。该项目早在2003年便开始酝酿，其后经历了三四年的准备、申报，今日终于到了可以收获的季节。目前，文库已出版三辑共400多册的图书，将近千种稀见的域外文献公之于众，可谓成绩斐然。对于他们这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业，国家也给予了鼓励和支持。然而这是一项要和其他国家、民族打交道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前方的路并非坦途。但学者们在求同存异、互相尊重的过程中，找到了相互合作的可能。书中那一幅幅漂亮的古籍书影告诉我们，他们的收获是多么丰硕。

　　汉籍，那是一条连接起中国学者和国外同仁的最为强韧的文化纽带。

　　我们从该书中还读到一个宝贵的信息：就是人类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文化的尊重。虽然语言不通，但共同的信念让各国学者们走到一起，畅谈未来的合作。历史上，中外人民因为汉籍有了思想的对话，今天，中外双方的文化人因为汉籍再一次有了文化的交流。书，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以书为径，互相往来，这既是“汉籍之路”在今天的重铸，也反映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对于这样一个艰难浩大的文化工程，没有筚路蓝缕的坚持，没有坚定信念的支撑，绝难坚持下去，更不用说十年如一日的耕耘。《汉籍之路》用了10个章节，以流畅的文笔和浓烈的爱国情怀，让人体会到筑路者的辛勤汗水；书中的生动言语也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地走了一回“汉籍之路”。据作者记述，汉籍的整理工作还没有结束。这项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将流散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10万册汉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回归祖国，成书将达到800册2000多种。想到这里，我不由得要借用作者在“跋”中写下的一段小诗，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书香天下，传承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汉籍之路，联通世界，文化兴邦，壮我中华！

　　(《汉籍之路》，余义林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