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小说创作中的宗法制文化传统(王春林)

　　说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大约有两个层面不容忽视。一个是形式表现层面，旨在考察当代文学创作怎样传承体现中国传统 文学的形式技法。另一个则是思想内容层面，旨在考察当代文学创作以怎样一种态度立场面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这里所谓近期小说创作中的宗法制文化传统，显 然属于后一个层面。

　　只要对于近期一批透视表现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比如贾平凹的《秦腔》与《古炉》、铁凝的《笨花》、葛水平的《裸地》、马旭的《善居》等作品稍加留心，敏感者就不难从中发现一种旨在守望回归宗法制文化传统的创作趋向的出现与形成。

　　《秦腔》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当下时代中国乡村世界凋敝破败状况的真切再现，另一方面则是为日渐衰落的中国传统文化谱写了一 曲饱含深情的挽歌。小说之所以题名为“秦腔”，实际上与文化挽歌这条线索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然而，尽管夏天智对秦腔异常依恋痴迷，尽管他也可以利用父 亲的权威命令夏风设法出版自己的秦腔脸谱集，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既无法彻底地阻止白雪与夏风婚姻的失败，也无法实现帮助王老师出一盘唱腔盒带的愿望，更 无法从根本上力挽狂澜地阻止秦腔最终的失落与衰败命运，最后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地目睹这一切无法改变的事实的逐渐发生。

　　《笨花》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意向，同样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认同与肯定。我们注意到，铁凝在小说之前曾经写过这样的题记：“笨花、洋 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一方面，铁凝是在说棉花，但在另一方面，如果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在一种象征的意义层面上，所谓的笨花 与洋花，也未尝不可以被看作是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的隐喻式表达。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种西风强劲的情势下，铁凝之所以强调笨花，将笨花与洋花并举，显然意在 凸显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价值的重要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向喜和向文成父子身上。

　　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有了贾平凹与铁凝他们最早在《秦腔》《笨花》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性书写，才为后来一些长篇小说更加集中地思考表达宗 法制传统的问题提供了充分的可能。说到宗法制传统，就必须注意到，宗法制传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特别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关于中国宗法制长期 存在的奥秘，曾经有学者进行过深入的描述研究：“群体组织首先是以血缘群体为主，因为这是最自然的群体，不需要刻意组织，它是自然而然地集合成为群体的。 先是以母氏血缘为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是以父系血缘为主了。以父系血缘为主的家族，既是生产所依赖的，也是一种长幼有序的生活群体。它给人们组织更大的 群体(氏族、部落直至国家)以启示。于是，这种家族制度便为统治者所取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组织原则，形成了中国数千年来家国同构的传统。”“文明史 前，人们按照血缘组织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好理解，为什么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统治者仍然保留甚至提倡宗法制度呢？这与古代中国统治者的专制欲望和经济 发展有关。自先秦以后，中国是组织类型的社会，然而，它没有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没有从朝廷一直组织到个人，朝廷派官只派到县一级，县以下基 本上是民间社会。因为组织社会的成本是很高的，也就是说要花许多钱，当时的经济发展的程度负担不了过高的成本。保留宗法制度，就是保留了民间自发的组织， 而这种自发的组织又是与专制国家同构的，与专制国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而且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恰恰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按 照王学泰的分析描述，宗法制传统在中国有着可谓源远流长的漫长历史。正因为宗法制在中国乡村世界曾经存在传延多年，所以自然也就积淀形成为一种超稳定的社 会文化结构。

　　然而，尽管在《古炉》中具体描写的1960年代中期，在类似于古炉村这样的西部乡村，还残留着宗法制文化传统，但到了当下时代的中国乡村世界， 如此一种带有强烈民间自治意味的宗法制社会传统，实际上却早已经荡然无存了。在这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如此一种已经进入超稳定状态的社会文化结构， 在成功地抵制对抗所谓的现代性数十年之后，为什么到现在居然荡然无存了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从根本上说，真正摧毁了乡村世界中宗法 制社会文化传统，恐怕正是以执政党为主导的自从土改之后一波未止更强劲的一波又至的政治运动。当然了，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这些政治运动也可以被看做是现 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被称之为革命现代性。但是，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革命现代性的暴力性 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这里才更愿意把二者剥离开来，直截了当地把革命现代性称之为政治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一部《古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 也正是“文革”这样一种极端的政治运动如何蚕食摧毁乡村世界宗法制社会的过程。

　　《裸地》中乡绅盖运昌的无后无嗣，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被迫瓦解。而导致这一切得以发生的根本原 因，正在于以米丘为代表的一种他者异己力量所造成的强有力冲击，仅就这一点来说，葛水平的《裸地》与贾平凹的《古炉》，可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葛 水平强调的，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对于宗法社会的冲击，而贾平凹表现的，则是革命现代性也即社会政治运动对于宗法社会的瓦解。杰姆逊早就指出：“第三 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 受到冲击的寓言。”很显然，葛水平的这部《裸地》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家族—国族”共有寓言的意义上，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定位与理解。

　　山西作家马旭的《善居》，也以对于宗法制文化传统在中国乡村世界中的逐渐土崩瓦解的艺术思考与表现而引人注目。一部《善居》，所形象呈现在读者 面前的，正是乡村传统道德体系的溃败史，是宗法制传统不断被消解的一种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妨把小说的题名“善居”作为一种象征来加以理解。 “善居”，一方面固然是一个具体的村庄名称，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是宗法制文化传统的一种象征隐喻。假如说那个牌楼可以说是善居村传统道德规范的一种象征，那 么，它在“文革”中被烧掉，实际上就意味着“善”意味着传统道德规范在善居村的彻底倒掉了。

　　以上这批作家们的如此一种艺术书写，与当年五四时期鲁迅、巴金、曹禺们的作品，已然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对照。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们都知道，无 论是鲁迅先生的一系列乡村小说，还是巴金的《家》《春》《秋》，抑或是曹禺的戏剧《北京人》，都以非常尖锐的笔触对于中国传统的宗法制社会提出了强有力的 批判与否定。然而，令人倍感惊异的是，当时间的脚步又走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作品中却已经在有意无意之间开始为差不多已经一去而不可 返的宗法制投以另一种关注了。现在的问题是，当下时代的这批作家们，为什么会与五四的那一代作家形成如此巨大的思想艺术反差呢？导致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究竟何在呢？在笔者看来，这两批作家所处的不同时代文化语境，显然对于他们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发生着根本的制约。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鲁迅这一代作家置身 于一种以启蒙为主导思想的时代文化语境之中，所以，拥有着强烈反传统精神的他们，才会激烈地反对并颠覆传统的宗法制社会。同样的道理，置身于新世纪的这批 作家们，之所以会自觉不自觉地在他们的小说作品中为宗法制做重新考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所谓“国学热”为突出表征的文化思潮持续火热的缘故。 依此而观，中国的传统就值得珍惜。说到中国传统在乡村世界里的具体体现，自然也就是那种宗法制的文化秩序了。从这样的一种精神立场出发，这批作家们在他们 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对宗法制加以新的体认，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