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恐匆匆说不尽——关于孙犁的来信(卫建民)

　　我20岁之前，虽在农村那样的环境里读过不少流行的长篇小说，但从未接触过孙犁的作品，也不知道孙犁这位作家。我上的七年制中学，因是在“文革”后初创，学生连正式的课本也没有，不可能从课堂上了解孙犁。语文老师给我们讲文学，是在讲台上读《山西日报》上的批判文章，那时正批判赵树理小说《套不住的手》。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去武汉上大学，专业是经济，兴趣却在文学，曾买到一本谈文学创作的小册子，内有孙犁谈文学创作的一篇文章，风格独特，语言粹美，没有枯燥、空洞的理论。我从此记住了文学界有这样一位老作家。

　　到北京工作后，正是文学复兴的80年代。孙犁在《人民日报》开设“小说杂谈”专栏，不定期发表简短的文学札记，一共十余篇，是很精彩的文论。机关办公室订阅了一份《人民日报》，我读完报纸，就将这些札记剪贴在一个笔记本上，还在每篇札记下写读后感，做自修的功课。从读这些短小的文论开始，我购买、搜集孙犁的文学作品，真到了狂热的地步。他的《铁木前传》，使我领略了孙犁风格的魅力。那年月，我工作的机关分来几位学中文的大学生，个个会写诗写小说，目空一切。我则和他们谈孙犁，谈契诃夫、莫泊桑，自以为并不比骄傲的中文系学生懂得少。我也练习写过几篇短小说，更多的是学习写散文，向几家著名的报刊投稿。

　　1986年，我去天津，《散文》杂志的朋友说，去看看孙犁吧！我踟蹰半天说，不要麻烦老人家吧。朋友热情地说，去吧去吧，你那样喜欢他的作品。于是，我跟着朋友去多伦道旧居，第一次见到了我仰慕的作家。孙犁知道我当编辑，赠我一本小册子，书名《编辑笔记》。

　　返京以后，我写了一篇《去见孙犁》，恭恭敬敬誊抄一份，寄给孙犁，请他审阅——因担心有不妥当的地方。孙犁很快退我，用红铅笔在稿子上端写了“看过”二字，还改正稿子中的三个错别字。我将稿子寄给吴泰昌同志，他刊发在《散文世界》杂志上。有几年，我见了泰昌同志就说起这件事。一个文学青年能在大刊物发表一篇作品，自以为就是天大的事，也是最有效的激励。我有一位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同事，在《安徽文学》发表一篇短篇小说，便自费邮购十几册，分赠大家——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能理解那个年代的文学“发烧友”。

　　从此，我和孙犁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交往和通信，直到老人家去世。

　　起先，孙犁写信爱用明信片，偶尔也写在手边的稿笺上，并不专用一种信笺。后期的信，大多用毛笔写在毛边纸或宣纸上，而且越写越长，数量也多起来，频次密集。令人感动的是，邮政很负责任，从天津寄到北京的62封信，竟无一件丢失。

　　80年代，我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知道孙犁爱喝玉米面粥，每年秋收后，我就让尚在老家工作的妻子找一点新玉米面，远寄给孙犁。从来信中能看出，老人家收到这种土特产品，简直是兴高采烈。我年轻时偏激执拗，机关的气氛单调枯燥，加之是“单身”，工作之余，就沉潜在读书、写作中，走业余自修的道路。孙犁每次来信，在我都是内心的一个节日，甚至是精神的支撑。一个文学青年有了倾诉心事的对象，又能听到回应，现在想来是多么幸运！

　　当年，我给孙犁的复信，并没有复印留底，以为都不存在了。前几年，晓玲大姐(孙犁小女儿)整理老人遗物，发现几封，送回给我；抚摸旧信，感慨不已！几页残信，保留着我的热血青春和探索文学的轨迹。从学习孙犁作品到进入研究阶段，陈述自己对某篇作品的看法，对某个时代某个人物的认识，是我们之间后期通信的主要内容。

　　孙犁作品数量不多。除了80年代初出版的五卷文集外，就是每年结集出版一本小册子，共10册，最后一册名为《曲终集》，汪家明供职山东出版界，曾精心编为“劫后十种”。这些新作，我在结集前，大都已熟读；有的精彩的文章、句子，读一遍就记牢了。我练习写作，完全是从孙犁作品里学习，并不好意思写信求教。孙犁从学习传统和创作实践中，提炼总结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及写作方法；他的书，就是文学青年的教科书。

　　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孙犁淡于人事，不热衷于团体活动，谢绝一切会议的邀请和社会活动。他真做到了知行合一，严格遵守他的名言：“文人宜散不宜聚”。“散居”在闹市陋巷里的作家，以传统的书信方式，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因病赋闲，四处搜罗古籍图书，曾有当藏书家的念头。坐拥书城，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安放自己的存在，是这位老资格作家区别于他人的独特活法。到了晚年，他闭门读书，以书为友，开始写读书笔记。他给我的不少信，就是读某种书的信息。读者感兴趣的，当然是他读书笔记中的借题发挥，特别是对时弊的批评。他心中自有理想国和道德律，所以才荷戟独彷徨，发现社会和文学界的不良现象便刺一枪，继承着鲁迅以来的文学传统。我在人过中年后，已少读当代文学作品，转头阅读文史哲的基本读物，自觉补课，培植根本。因此，孙犁在信中谈到的书与人，我大多勉力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展开信中的讨论。对我来说，这是读书通信，学习通信。

　　从信中看到，孙犁曾托我在北京给他买过几种书。书买到寄出后，他必定寄我书款，我觉得很好笑：几元钱远道寄来，我还得去邮局取，等于添麻烦，但老一辈人的观念，你要让他改变是很难的。他曾送过我几种包了书皮、写有题跋的书，我由此拥有了孙犁式的“书衣文录”样本，成为我书房里的一道风景。

　　孙犁涉猎广泛，不专研究一个领域，属于有选择地杂览旁收。书中的精彩段落，他还抄在笔记本里，为的是便于检索，加强记忆。史部，他读的多是前四史；集部及杂著，他读的比较多，也有兴趣；儒释道，读的并不多，我想，这些中国文化的精髓，已综合内化为他的人格精神，外化为他的丰神。余英时说过，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是能塑造优美的人格。我在与孙犁十几年的交往中，见证了这个论断。文学界，没有鄙吝之心、超尘绝俗的人物，孙犁是其中之一。

　　通信中的部分信件，有两组是孙犁让我抄录，供报刊发表的；有的是他以《耕堂函稿》的总题目，自行发表的。有的还以专题性的，如“读书通信”发表；书信是孙犁晚年写作的一种文体。这次集中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为求资料完整，大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和已发表的“倾箧而出”，在我是了结一项工作。不过，我原来的想法是，在每封信下写一则“本事”，统为一册有特色的小书，让读者更详细地了解一位文学前辈与文学界外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心灵交往。因主编催稿，我只得先行抄录一份，作简单的注释，在约定时间交给编辑部，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份资料，让喜读孙犁的朋友从这批信件里看到作家的一个侧影。

　　如今是电脑时代，绝少有人用钢笔、毛笔在纸上写信了。有几次，我给人写信，竟然不知道现在该贴多少钱的邮票。我纵然保留写信的老习惯，但述说心事的书函投向哪里呢？——“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我整理、发表这批书信，是对难忘的文学时代的留恋，也是向过去的沸腾生活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