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后的飘逸盛宴(丁晓原)

　　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的选择性文体，作者对于题材的选择和处理，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基本价值。早在80多年前，沈雁冰翻译、日本文艺家川口浩著述的《报告文学论》中曾有言：“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杨守松是一位感性与理性融成的主体性很强的报告文学作家，善于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中，选择具有重大样本价值的题材作深度的报告。如今他选择昆曲作为写作对象，一方面是身在昆山，写作大美的昆曲近水楼台又顺理成章，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杨守松从时代的文化问题中敏锐地发现、感悟并且把握了昆曲的主题价值。可以说《大美昆曲》是杨守松借昆曲说中国梦的大作品，在作者看来：“昆曲是中国梦的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一个折射政治、经济和文化起落兴衰的标志。”因此解读《大美昆曲》，我们应该在一个富有创意的题材中看到一个具有深度的题旨。

　　思想是报告文学的灵魂，真实是这一文体的品格。《大美昆曲》没有回避社会存在的问题，“经济中心主义”导致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在商品大潮席卷华夏的当今，文化的迷失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有的则心甘情愿成为‘工具’，并且以文化的名义破坏文化攫取私利。”面对这样的情势，我们特别需要对文化有一种正确的认知，“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脊梁”，“疏远灵魂则脊梁不正，脊梁不正则灵魂出窍”。由此可见，杨守松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文化问题意识选择题材和开掘题旨的。在他看来：“昆曲已经不仅是一种传统艺术，而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精神气韵，一种中国内在文化根源。”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自觉，杨守松才会感受到昆曲的“大美”，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奉献于《大美昆曲》的写作。

　　《大美昆曲》的叙事由三部分组成，包括上篇《古与今》、中篇《人与戏》和下篇《缘与源》，分别叙写了昆曲前世今生的历史演进、当代昆曲大师名家的艺术贡献、精神风采以及有关昆曲的颇有意味的人和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叙事，作者注重对象生成的历史性，作品从“等你六百年”起笔，纵览昆曲跌宕起伏的历史，选取“复活”、“过节”、“入遗”、“青春版”等具有史意的节点详加叙说，使笔下的昆曲显示出悠长的历史纵深感。为了展示昆曲的独特魅力，在时空维度和材料的质性类型等方面作了更多的拓展和开掘，以叙事的丰富性获得作品叙事的厚度，从而使读者能从作品中获取更多的信息。作品的叙事取材面极广，不拘于一时一地，从苏浙沪到京湘，从两岸四地到美国欧洲，使读者感受到作为人类非物质遗产的重要代表作，昆曲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特别可贵的是，杨守松不依赖现成的材料，而是靠自己艰苦的行走，进行大量深入的采访，尤其是通过一些“抢救性”的访谈，获得珍贵的第一手写作材料，这样就使这一作品具有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同时也因为新材料的鲜活感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作品中写道“与昆曲有关的百岁老人，一是倪传钺，一是张充和”，对于倪传钺这一位昆曲的“活化石”，杨守松“采访过三次”，收获很多：“2002年，倪传钺95岁，倪征96岁，他们先后登台唱昆曲，成为虎丘曲会绝版的辉煌！”而于后者也多有关注，在其百岁寿典时，还专门发上“九如巷口张家女，雅乐为寿诗书画。楼上人去风景在，百岁还唱胜如花……”的贺寿诗。另外，作者注意根据对象的不同情况，设计相应的叙事方法，在叙事的变化中丰富对于昆曲大美的表现。如对昆曲著名演员王芳的叙写，作者以重庆五岁“昆虫”拜师和大洋彼岸九十七岁老人“追星”等细节侧写，写出了王芳独特的影响力和昆曲的无比魅力。

　　《大美昆曲》中的昆曲之美，正是由这些富有表现力的叙事之美达成的。

　　(《大美昆曲》杨守松/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