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拿什么爱诗词：谈当代古体诗词的创作及形象(胡晓军)

　　近期话题：文艺创作与当代形象

　　◎毫无理由地抛弃和破坏格律，不但诗不成诗、词不成词，且使诗词无法继续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文学品种，也就在形态上带来了文化安全的危机。

　　◎我们拿什么爱诗词？不是本能，而是可能，不是感性，而是理性，是多一点忧患、少一点功利的主动理性。

　　我们为什么爱诗词？多数人答“出于兴趣爱好” 。这是最浅的回答，几乎可视为没有作答。好比问人为什么要喝水，答曰因我渴了，有需要、生理的需要。爱诗词绝非出于本能，而是后天形成。一个刚出生的人，不可能爱诗词；没有受教育的人，也不可能爱诗词。只有识了字、读了书、习了文、知了史，这个兴趣可能才会出现。如果说文字是第一后天，那么诗词便是第二后天、是从汉字基础上延伸而来的更高文学形态。用哲学作个不太确切的比方——本能即感性，文字即知性，诗词即理性。知性介于感性理性之间，又称被动理性。文字属于被动理性，诗词则属于主动理性。

　　知性也好、理性也罢，但凡后天形成，便不甚牢固，就容易丢失。人不用提醒自己才去喝水，却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才去学习知识、去提高修养、去创造价值。仍用哲学作个不太确切的比方——由知性即被动理性，进入理性即主动理性。若这种提醒发自内心且足够强大，即为“文化自觉” ；若这种信心极为确定且不可动摇，即为“文化自信” 。

　　我们拿什么爱诗词？不是本能、不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而是坚定的文化自觉、足够的文化自信。

　　一百多年前开始，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渊，国人文化自觉下降、文化自信弱化，不但倡新诗废旧诗、用钢笔弃毛笔、演新剧罢旧戏，更出现了灭除汉字、改写拼音的动议。这也难怪，彼时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与破坏十分剧烈，先来于外部、后生于内部。文化没有优劣，但有强弱，而强弱往往被大多数人误以为强者优、弱者劣。具体说来，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强的民族或国家，其文化同样会挤压、同化甚至消灭较弱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借助非文化的强力，它总会让自己的文化产品占据主流、让后者的文化产品沦为末流直至没有。这表面上大量体现在大众文化娱乐层面，深层里更多影响着人文教育，引导大批青少年厌弃原生文化，追随外来文化。

　　今日，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国人文化自觉上升、文化自信强化，不但鄙夷劣质舶来文化产品，更对中华历史文物、诗词昆曲爱意激增。不过，这种现象十分浮表初级，不可稍微拔高和过于乐观，如同有人为民歌民乐进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囧”和“大妈”上了外国报端便欢欣鼓舞那般。确有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诗词，但他们对这一文学形态的历史演变的必然、当代价值的意涵或无所知、或知甚浅。再用哲学作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即虽有知性即被动理性，却远未能成为主动理性。于是有了堆砌汉字、得出意思便是诗词；破除格律、打碎镣铐便是发展之类的肤浅认识，并常以此自鸣得意。在当下文化自觉初醒、文化自信回升时，尤须警惕诗词这一“主动理性” ，仍有可能在爱诗词的人们的肤浅与自得中慢慢淡去、消逝。

　　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因民穷国弱毫无文化安全可言；一百多年后，中华民族虽日臻民富国强，但有人因过于追求物质享受、沉湎感官本能，知性尚未形成，理性不知所在，无能考虑文化安全问题，此固不应该；也有人因历史、教育、传承、认知等原因，知性虽有余，理性尚不足，维护文化安全的意识和能力不强，主动撤除文化安全的保险因子、致其倒退的想法和能量倒是不弱，此亦不应该。诗词格律遭遇的危机，恰是当代中华文化安全面临危机的缩影和典型。

　　当今的世界，是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是各自保持独立且相包容、相竞争的世界。“各美其美”是基础是前提，“美人之美”是必然是趋势；“美美与共”是方法是手段， “天下大同”是目标是理想。至于“各美其美”的基础和前提，便是“各保其美” ，即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文化形态，否则一切皆为空谈。

　　首先看世界通用的文化形态如影视、话剧、钢琴、芭蕾、小说、新诗……中国人曾极力推崇之、尽力摹仿之，可谓早就越过了“各美其美” 、直接做到了“美人之美” 。只是在接受和欣赏的过程中，如何让这些广谱形态道出本民族的形象和声音、展示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很少倾心想过、尽力做过。韩剧风靡中国，有人看出在其动人故事和靓丽形象的背后，多为中华曾有的传统文化。此话虽然不错，只可惜大家眼里见的是韩人、耳中听的是韩语。在电视剧这个通用文化形态上，世界只见大韩文化、未见中华传统。是否可以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安全，正在受到韩剧的挑战？什么时候中国也可以拿出大量说中文、说汉语、用汉字的电视剧来，广受世界的认可与认定，什么时候中华文化才能称得上安全二字。

　　然后看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如京剧、昆曲、民乐、书法、国画、诗词……维护文化安全，若以通用文化不够成功，还大可以独有文化一途。它们最能体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足以证明——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别的人。作为汉字的延伸物，诗词是其他民族和国家所无的文化形态，必须忠实继承、努力弘扬光大。但在当代诗词的理念和实践上，我们却面临着思想的偏差和行为的失当。

　　有一个极幼稚、极错误的说法，其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轻了。那就是诗词、戏曲早已过时，应被抛弃。此话类似本能，实则有误。难道因为不渴，就要抛弃清水？如果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躯体，诗词和戏曲则是手足，废弃手足，汉字将只是一些基本的符号，好比人只剩下躯体，成为重度残疾，成为其他民族和国家在和平时怜悯、鄙视，在不和平时欺负、杀戮的“废人” 。

　　还有一个较幼稚、较错误的说法，其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了。这就是诗词、戏曲技巧繁琐，应该简化。此话出于知性，未臻理性。习得汉字，只是掌握了思想情感的基本交流工具；要更深、更美、更高的境界，须以此出发，形成更高级的文学和艺术。诗词和戏曲便是两个极成功的“从文字到文学” 、“从文字到艺术”的演化和延伸，其历长期而锤炼、磨合的创作规范与欣赏法则，是其更独特、更高级的表征和内涵。盲目简化，诗词将留不住应有的特征、足够的信息，保不住维持独特性、安全性的应有的难度，好比人只剩下简单的面目和表情，只会大笑大哭，失去了介于其间的复杂与微妙。

　　一切文学艺术，都好比“第二后天” 、“主动理性” ，都设有或多或少的形式、或难或易的技巧，多而难者如格律诗、如芭蕾舞，少而易者如新诗、如现代舞。这些形式和技巧，不仅与内容、内涵紧密相关，更与民族性、世界观、思维方法、历史脉络、文化创造息息相通。诗词格律包括字数、声调、对仗和押韵，绝非无端形成，而是由汉字、由上述各因素长期实验、锤炼、优化而成。毫无理由地抛弃和破坏格律，不但诗不成诗、词不成词，且使诗词无法继续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文学品种，也就在形态上带来了文化安全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对格律的抛弃或破坏，提至威胁中华文化安全的高度来论，是有忧患意识和长远眼光的，即不仅有知性、更是有理性的。

　　但在同时，我们也须辩证、科学地看待当代诗词格律的变化与发展。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诗词同任何传统文化形态一样，都会、且都应该在继承的同时进行创新。事实上，诗词格律自身的发展史，正是中华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当代是诗词格律发展漫漫长途中的一段，需要既有原则、又能包容，在观察和实践中探求深刻的认识、作出科学的行为。比如平仄和对仗，我们既欣赏按规从严、完全合律，又赞赏意为笔先、适当破格；比如用韵，我们既欣赏使用平水韵和词林正韵，同样赞赏使用自成体系的新韵——它们都属当代诗词范畴。不过，为避免万一创新失败而导致对传统本体的伤害，将传统形式和创新形式的两种创作，从理论、评论到宣传作适当的分别处置是必要的。芭蕾舞有古典芭蕾和现代芭蕾之分，无论创作还是欣赏，界限都很清楚，此可以为借镜。

　　我们拿什么爱诗词？不是本能，而是可能，不是感性，而是理性，是多一点忧患、少一点功利的主动理性。缺乏忧患的爱与强烈功利的爱，都难言是真正的热爱。关于功利，古人作诗填词，也有一定功利色彩。比如唐朝以诗取士，白居易仗诗升官、搬进了长安；宋朝词可卖钱，柳耆卿靠词吃饭，眠入了花柳。出于各种原因，时间将名和利几乎淘干洗罄，给了当代诗词一方更纯洁平和、更清静无为的空间。这对当代诗人来说，何尝不是一件难遇的幸事，又何尝不是一件幸甚的难事？

　　胡晓军(上海市文联研究室主任、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