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本位文学观的历史突破(马驰)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对待无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要把对象放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去，看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及其大小，看其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对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还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对社会前进起阻碍作用。前一种是进步的、正面的历史人物，后一种是反动的、反面的历史人物，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有的态度。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因此，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任何历史人物归根到底是时代的产儿。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应该把对象放到一定历史背景下，不能以今天的观点套用历史。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应该分析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怎样的客观环境，使历史人物如何驾驭历史潮流，从而对历史进程起到加速或延缓、促进或阻碍作用。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娴熟地将这一原理运用于文艺领域。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经常以普通观众身份观看延安评剧团演出，有时也陪同来延安的朋友们观看。毛泽东熟谙京剧，在朋友问及时，他只是表示“很喜欢看看”，自谦“对于评剧没有研究”。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即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他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1945年10月，毛泽东从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当晚就去看京剧，他对演出团团长阿甲说：“蒋介石三次请我看戏，我看了两次，一次是看《法门寺》；一次是看《十三妹》。他们在技术上比你们好些，风格没有你们高，你们演得深些。”1943年，根据《水浒传》和明传奇《宝剑记》中有关林冲上梁山事而编排的《逼上梁山》上演了。毛泽东在半个月里连看了两遍，他把这个剧视为“是旧剧革命的新时代的开端”。

　　1944年1月9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陪同下，观看了评剧《逼上梁山》。该剧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和教务处文教科科长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对彭真说：《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观戏返回后，毛泽东又连夜写信给杨、齐两人。信中说：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5年2月22日，延安评剧研究院公演《三打祝家庄》。毛泽东写信祝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评剧改革的道路。”毛泽东对《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戏剧创作的指导与评价，把人民群众放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人民为本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内核。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给予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也催生了文艺新作的涌现，使当时的解放区产生了一批小说、戏剧、诗歌等堪称经典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毛泽东人民本位文学观的确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载道说”、“娱乐说”的文学观念，注入新内涵，体现了新文艺底层关怀的人文精神。这种文艺观虽然质朴，不乏很强的革命功利主义，但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文艺启蒙作用的实现。为解放区文艺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再一次阐释了解放区文艺为什么人、歌颂什么、怎样歌颂等重大问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审视我们的文艺创作，却不难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毛泽东反复倡导的唯物史观在一些文艺创作中已经丢失了。当下，特别是一些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所谓“时尚”的历史观念对广大读者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如有些文艺工作者，用多元主义的历史观念、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戏说”、“解构”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封建帝王开明仁厚、体恤下属，人民群众狗苟蝇营，成了渣滓，这些历史观念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但都是用微小叙事的策略，反对和消解历史文本的宏大叙事，用宗族史、家族史、村落史、家庭史以及个人的命运史、心灵史、性爱史和欲望史，戏说、乃至虚构和编织带有非理性主义色彩的灰暗、奇异和狭窄的故事。他们所描写的某些微小的历史事件也许是真实的，但这些微小历史事件背后蕴藏着的宏大的历史却是不真实的。在一些作者眼中，宏大叙事只不过是由当权的统治者按照自身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所虚构和编造出来的“伪文本”，因而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们的做法是回避和消解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追寻和拓展微小叙事的空间，从野史、稗史、逸史中寻觅素材，颠覆历史。

　　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有些作者对中国历史上众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不感兴趣，对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众多民族英雄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宫廷官邸里的帝王妃子，深宅大院里的闺闱密事，十里洋场上的风花雪月；在他们的笔下，反动官僚、地痞流氓、金融寡头、娼妓舞女都有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惟有中国人民为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史，以及这部斗争史的主角——人民群众却失去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成了消极的群体，历史的陪衬。历史观念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世界观，科学的历史观念使人立足于历史的顶峰，登高远望，既能清醒地梳理和分析历史的昨天，又能务实地奋斗于今天，自觉地为实现明天的理想而努力。但在一些历史观念出了偏差的文艺作品中，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等基本的价值标准都已不复存在，一切都可以在相对主义的框架中重新评说。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念的现实危害。

　　当今，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还不能满足13亿人口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加之体制和吏治方面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社会上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不良现象。也许这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应当看到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决不是婚外恋、口红之类， 在这个特定的转型期，人们需要激昂的、引领时代风潮的、催人奋进的作品作为精神支撑，这些都是很自然也是完全应该理解的。社会丑陋现象要揭露，人民群众的心声要反映，当下文学创作需要为创业者、改革者、新人形象讴歌，他们对引导和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具有积极作用。作家要深入生活挖掘这些人物既平常又超常的英雄举止，写出他们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理想信仰和价值体系。用他们的精神面貌引领、温暖、滋润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

　　文艺创作虽不同于历史文本，但作品必须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文艺作品虽然允许和提倡创作主体进行想象和虚构，以激发作家的创造精神，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但这种文艺作品毕竟又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不能不受到历史背景、历史内容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文艺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也决定了历史题材的创作不能戏说、解构甚至颠覆和曲解历史。坚持唯物史观就是要用唯物论来解释全部历史，如实地反映人类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坚持唯物史观的客观性、整体性、必然性。本着这样的历史观念，一个负责的文艺工作者在从事历史题材创作时，一定要自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要尽可能勾勒出广阔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的总体风貌和基本事实；正确表现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性质和特征；表现历史潮流，发掘思想深度，展示审美理想，折射时代精神，给人民群众提供真正有益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