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荡子”们的1913(黄夏)

——读《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

《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 (德)弗洛里安·伊利斯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谈到1913我们会想到什么？自然而然：1914。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不过如是措辞，难免予人一种印象：仿佛1913只是通向1914的一个看似无法绕过、实际上又是可有可无的注脚。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思维见诸许多关于战争的文本，比如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的《我的世纪》，或者英国思想史家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它们作为检视和反思历史的作品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但另一方面，是否人类所有活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都齐刷刷地挤在同一根独木桥上，就是为了导向最终的战争呢？

　　德国文艺史家弗洛里安·伊利斯的《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颠覆了上述历史观。作者稀释了传统历史书写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元素，而浓墨重彩于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建筑、时尚、心理学、自然和社会科学，赋以其独立于政经元素的重要意义。而在具体架构上，伊利斯更是匠心独运，在整合、组织非虚构材料时，大量使用虚构小说的写法，使形式和内容完美融合，再造了百年前那个激荡中埋伏隐患、稚拙中孕育成熟的，戛戛独造的1913。

　　在作者眼中，1913年的奇迹是由“浪荡子”们铸造的。所谓“浪荡”，即是对传统、既有、人们不假思索欣然接受的，因而也是缺乏理性批判的事物的“逆反”。这种“逆反”，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更是文艺、道德和政治上的。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吧：

　　由马蒂斯、毕加索和杜尚领衔的“军械库展”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掀起了先锋艺术的狂潮；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离经叛道的《春之祭》引发了巨大的骚动；荣格与他的老师弗洛伊德宣告决裂；卓别林签下了电影生涯中的第一份合同；托马斯·曼将他对年轻男孩难言的爱写入《死于威尼斯》，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则在《臣仆》中向德国人的“奴性”开炮；资本主义“盛世”之下斯宾格勒在写《西方的没落》，弗吉尼亚·伍尔夫将她初萌女权思想的第一本小说《远航》寄交出版社，D.H。劳伦斯出版了日后几度遭禁的《儿子与情人》……彼时战争正捂在巴尔干半岛一触即燃，而巴黎、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则作为欧洲现代艺术思想的重镇，轮番上演着一连串具革命意义的好戏，“这里的战斗围绕着无意识、梦幻、新音乐、新视野、新建筑、新逻辑、新道德展开”。

　　要描写如此纷繁的内容，单线叙述必然无法穷尽其中的奥妙。因此，作者选择“编月体”而非“纪传体”，来呈现这段历史。在他笔下，所有事件均以片段化、剪辑化的方式，齐头并进、互相独立又彼此“链接”，编织出一副光怪陆离的现代派风貌。他不止一次，如魔术师般信手就在同一主题项下捏起不同事件、串起不同因缘而游刃有余，而他在叙述中“无缝”杂糅客观史实、新闻报道、书信、日记、文札的写作方式，更为文本添上了无穷的魅力。

　　作者还擅长在同时同地嫁接起不同人的生活与命运，使该时该地充满一种舞台剧式的、机锋十足的效果。比如的里雅斯特，这座位于地中海的港口城市，于1913年9月14日迎来了三位巨匠：卡夫卡因出差逗留这座城市，詹姆斯·乔伊斯在此做教师，“日复一日地埋首于《尤利西斯》的先期研究”，正从罗马向维也纳进发的罗伯特·穆齐尔也留宿该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在继续旅途之前，在下午晚些时分是如何坐在港口边喝咖啡的”。文艺之外，作者的移情大法也将点燃读者更多的“想象”：是年1月，流亡的革命者斯大林、不得志的艺术家希特勒曾在奥地利美泉宫公园溜达，作者揣想他们是否曾“礼貌地打过招呼，脱帽致意”；几步开外，正赶去上班的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于扈从簇拥下显得老迈、孤独，“他一直未从心爱的茜茜公主的离世中走出来”……这些细节，作者写来全然不动声色，而声色自是跃然纸上，让人顿生造化弄人，乃至惊悚错愕的感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浪荡子”们作为创造了1913奇迹的主角，不论其忠奸善恶，都是作者关注的对象，换言之，作者对温情脉脉的旧事物、旧道德，表面上不置一词，实际上是不屑一顾的。值得一提的是，“浪荡”意味着摆脱成规的自由，不仅是创造，还是批评的自由，须知，创造与批评皆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这就可以解释，作者在描写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引发的骚动时何以如此巨细靡遗。斯特拉文斯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剧院中打起群架，争夺《春之祭》的阐释权和评判权，以至警察出面才没有酿成流血事件。百年后的我们恐怕难以想象这样的场景，相对于今天的观众，当年的观众似更有积极主动的参与性和更为独立的鉴赏力。好的作品，从来都是经磨砺而来，正如1913，是从巨大的争议中诞生的。这巨大的成就，就有芸芸俗众的创造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