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第一个北大”？(施平)

　　不要把北大办成 “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习总书记的这番话，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和思考。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全面向西方名校看齐，还是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打造具有民族性、独特性和独立性的“第一个北大”？这不仅仅是关于教育之问，更是事关我们发展路径的价值取向。

　　正如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教育是社会的未来，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同样会扣错。北大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行者，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和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个”，是中国知识青年接受现代教育启蒙，把青年梦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的历史标志。也正因为从“第一粒扣子”开始，中国一流大学就与祖国命运水乳交融。当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上，时代需要我们把接下去的“扣子”都要扣准，看清楚手下的纽洞，不能扣错了位置，更不能扣错了衣服。

　　高校是一国教育水平的风向标。今日中国教育，已非百年前白手起家的模样，中国一流高校在亚洲乃至世界教育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中国高校教育的魅力也已辐射到全球，每年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以两位数增长，去年在华的海外留学生已突破35万人。在不必妄自菲薄的同时，客观上中国高校的科研能力、培养机制、人才集聚等方面与世界最高水平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从每年公布的各类世界高校排行榜上，可以看到中国高校一直在向上攀升，但在前十位的位置上鲜有亮相。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往往都以前十名的常客为参照。或明或暗地，中国大学的口号也就纷纷成了打造中国的哈佛、剑桥，甚至连房产开发商都要依傍哈佛、剑桥，弄个洋名来粉饰文化气息。

　　那么，中国需不需要自己的哈佛、剑桥？毫无疑问，非常需要。高精尖的科研能力、济济一堂的知名学者和每年向社会输送大量人才，这正是转型中国最需要的精英培养基地和学术创新机构。然而对照哈佛，就能够复制哈佛吗？我们的一些高校在硬件上早已世界一流，在论文发表数量上也不逊色，为什么却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可呢？正如总书记所言，“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教育发展的历史早就证明，一流大学没有固定的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特色。即使在美国，也只有一个哈佛，而一些不知名的大学完全可能在某个学科上鹤立鸡群，傲视常青藤名校。

　　反观中国大学这些年的发展，呈现出高度同质化趋势，一些比较有个性的高校改革尝试，比如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举步维艰。本该是创新发源地的大学同质化，意味着多样化思想火花碰撞的空间缩小，直接导致创新能力的僵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化。

　　中国大学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反映的也正是中国发展的普遍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大学建设与行政资源、地方发展、城市形象、户籍福利等等错综复杂的利益挂钩以后，大学几乎就只能按照趋同的功利主义的模式去生存发展，很难去突破以行政化管理为主的框架，自由地去发挥个性与潜质。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回到“第一个北大”的初心，回到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回到启蒙国人、复兴中华的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立足点，是指引中国大学重新出发的启示。在这样一个基本面上，我们每一所大学都应该追求自己的“第一个”，第一个清华、第一个复旦……形成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高校生态圈，为多元化社会提供充分鼓励自主创新、开放民主的大学空间。让青春梦在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百花园中茁壮生长，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水乳交融、血脉相连。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