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关乎人心——读《善行启示录》感言(刘向东)

　　善，是人类最伟大的动机。善，作为人类信仰的一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实践。善者，德之建也。《善行启示录》弘扬的是善，是正能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书中的28个故事，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有的已经家喻户晓，再次书写，有难度，但不失意义，通过进一步的提炼、整体把握和与历史相呼应的叙述，给人以更多的善行感悟或启示。

　　我依然被林秀贞感动。为她那双砂纸一样粗糙的手；为她所赡养的老人已经吃不惯别人做的饭菜；为了老人喊着回家时，就抬着老人在院子里转圈儿，或者套上牛车，把老人拉到大街上转一圈再回家，像哄小孩儿一样。

　　我依然被周汝珍感动。已经七十岁了，也是一位古稀老人了，可她还在全心全意照顾着比她老或者并不比她老的老人，让人没齿不忘的是她的那句看似平常的话：“我就不走了，干到死吧。” 忘不了她办学不收费的初衷：“我自己有残疾孩子，我知道这些辍学的残疾孩子家里有困难。如果我收费，哪怕是收一点点饭费、生活费，他们可能就不来了。所以我不收费，只要有这口气，我就拉扯着这帮孩子！”

　　而最让我深深感动的，是那位年迈的老太太和她的四个盲儿子的故事：

　　面对生活的巨大考验，四兄弟没有后退，他们坚定地对老母亲说：“娘啊，您别怕，咱谁也不靠，我们自己种地干活，也能给您养老送终！”

　　一家人的全部依靠，就是那六亩二分承包地。要下地干活，总要摸到地边吧。而如何走到地里，就成了四兄弟的第一道难关。这时，老母亲就成了四兄弟共有的一双“眼睛”。

　　每次出门下地，母亲都是走在最前面，一只手拿着工具，另一只手牵着老大，老大再牵着老二……兄弟四人排成一队。

　　到了田里，母亲开始教四兄弟干活儿。盲人学干活儿，真是不容易啊！就说除草吧，他们要用手通过无数次的触摸，才能分清哪是草，哪是苗……

　　除了种好庄稼，四兄弟还摸索着学会了不少手艺。老大无师自通，学会了木匠活儿，家里的小桌子、小凳子都是他的作品；老二是家里的电工，家里的电线、电灯都由他安装，出了毛病他来修理，多少年来竟然没有一次触电；老三喜欢音乐，无论什么歌曲啊戏曲啊，只要听上几遍，他就用口哨吹出来；而老四则是家里的“外联部长”，里里外外的事情都由他负责处理，就说卖粮食吧，一口袋粮食他用手一掂，就知道分量，上下差不了半斤……

　　正是如此朴素的东西，直接指向了我心灵最柔软的部分，让我读出了最本质的善——超出了宗教、哲学、伦理范畴中那个善的概念。心地仁爱，品质淳厚，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自信自立，坚韧不拔，自己引领自己的命运，这本身就是大美、大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样的美德，已经远离灯红酒绿，但依然扎根草野，在普通百姓的血脉之中。这是仁，是义，是礼，是信，也是诚实的种子，是希望所在。

　　此外，作者李春雷、李铮的写作姿态也令我感动。

　　当文学过度沉迷于一己之私时，常常让人把道德看成是损害作品纯粹性的东西，他们却肩负起了一个作家的责任——穿过历史而不是跃过历史的责任，最基本的词语的责任和精神的责任。他们没有以“写作是个人的事”为由，来逃避写作该有的这些基本责任。“写作是个人的事”本是一句不错的话，可惜已经成了一些作家放纵自己的借口。个人的事，如果不联系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它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一定是面对公共社会发言的。春雷和李铮满怀善心，对民族、对文学没有失去基本的信念和敬畏，对精神有着求索的勇气，对灵魂有着一同悲伤、一同快乐的诚实。

　　当前，在我们渴望实现中国梦的时候，在我们思索中国文化命运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要切实重视诸如《善行启示录》这样的文学的作用。“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早就发现，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因为惟有文艺是最能深入到大众之中的。陈独秀通过发动“文学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胡适是哲学博士，他率先尝试用白话文写作；鲁迅本来是学医的，看到国人的蒙昧之后，弃医从文，觉得医治精神疾病远比医治身体上的疾病要紧。这些先贤，能够影响中国这么深远，文学这种话语形式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学关乎人心，只有心是热的，人才会有梦想。如果人心荒凉了，就什么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