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湖志”到“清水堡”(霍俊明)

——哨兵的“洪湖”和“地方性知识”

　　在洪湖，词即厄运

　　不是被风打散，就是患上孤独症

　　                    ——哨兵：《风》

　　哨兵是一个近乎一意孤行的写作者。这不仅是其性格使然，更是与这个时代“地方性知识”以及因此形成的吊诡、尴尬、分裂甚至退守、紧缩的写作命运 有关。从其几年前的诗集《江湖志》到近期的《清水堡》，哨兵仍一如既往地在加深一个写作者深隐的面影以及更加胶着的内心——“在洪湖，干一桩不可能完成的 事/像某个写诗多年的家伙，试图/用词语去改变什么”。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不断强化一个诗人的风格，而存在的限囿和问题则是容易导致某种程度的“自我紧 缩”。这个时代没有人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士”，而自然诗性意义上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

　　哨兵诗歌写作的“地方性知识”

　　说到哨兵的诗歌及其精神背景，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洪湖”。就如说到雷平阳我们会想到云南，说到江非我们会想到平墩湖，说到潘维我们会想到江 南，说到徐俊国我们会说到鹅塘村一样。显然洪湖不仅是作为一个物理空间，而且是在语言和想象中形成和叠加的文本空间。一定程度上，后者更为重要。而说到诗 歌和地方(“地方”一词很容易被理所当然地理解和置换为“地理”、“地域”)的关系又往往并非直接和对等，出生地、籍贯只是浮于浅层的一种身份。之所以强 调哨兵诗歌写作的“地方性知识”，是因为当下很多的写作者对文本意义上的空间和地方缺乏足够的认识、理解以及再造能力。反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 中的写作，我们确实在那些带有强烈的地方性以及私人和公共空间里得以重新审视特殊时期诗歌历史的构造与深层机制。

　　我在谈论哨兵诗歌的时候所用的“地方性知识”显然更为强调的是“地方”的“知识”成因、空间的生产与构造、“地方”的文化象征性以及地方文化话 语权力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对于哨兵而言，如何将草木洪湖、物态洪湖和记忆中的洪湖转换为语言形态的洪湖？在此意义上，我更认为哨兵的诗歌写作近乎带有“寓 言”的性质。这使我想到当年无论是巴黎的广场、纪念碑，还是街区和流浪汉、密谋者，这一切对于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而言都成了寓言，“寓言是波德莱尔的天 才，忧郁是他天才的营养源泉。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本雅 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正是在真实地方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诗人呈现出波诡云谲的地方性知识的梦魇和残酷的寓言。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场戏剧性 冲突。正如诗人开车回洪湖在狭窄泥泞的土路上与一群牛相遇的进退两难的境遇，这实则是这个时代诗人在现代性城乡对立语境下的精神宿命使然，“在八卦洲。与 牛/对峙，打双闪/转向灯，摁电喇叭，耍 /现代交通招数，甚至/猛踩油门，让发动机颤抖/让这一辆小车，像困兽”(《开车在八卦洲遇牛》)。交织而成的多层次的文本空间所显现和揭示出来的是足够 分裂与不安的精神空间。由地方和地方性的经验上升为“知识”以及写作的能力是对当下包括哨兵在内的诗人的考量甚至考验。

　　不可否认的是作家与这些空间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但是显然有些写作者和研究者忽视了一个作家的写作与地方之间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甚至地方和空 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诗歌“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各种文本构造和呈现出来的。就此，表象背后的写作、经验、空间结构和文化 性格尤为值得研究。尤其是谈论哨兵的诗歌更是如此。这不仅在于其不同时期诗歌写作面貌的一些发展和变化，而且还在于“地方”以及“地方性知识”自身的变化 甚至转捩。不容忽视的是，一个作家的“出生地”以及他长期生活的地理空间无论是对于一个人的现实生活还是他的精神成长乃至文学写作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当然 我这里所要强调的“地方”的诗歌创作与其故乡之间的血缘关系，与海德格尔所强调的“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的观点是有差异的。海德格尔更多是强调诗人和语言、 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我更多的是从文化地理学意义上强调诗人的“出生地”和环境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影响以及时代意义。

　　在哨兵那里，地方性的意识和焦虑症是相当强烈的。作为一个“在上世纪中叶出生”的诗人，哨兵的写作正好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而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速以及文学自身生态的变化和调整，无中心时代已经来临。或者说这一时期的诗人已经不再需要什么“中心”。更为可怕的则在于城市化和全面城镇化的时 代就是要抹去“地方性”的构造，从而以一同化的城市建筑的空间伦理、生活状态来取消“地方性知识”。地方诗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除根”过程。我们这个时代 的不安、孤独、痛苦和无根的彷徨与虚无感，不纯然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离开“出生地”而再也不能真正返回的结果，而在于地方性知识丧失过程中我们无以归依的 文化乡愁和精神故乡的日益远离。哨兵在写作命运上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还有文字和精神上的“故乡”，但不幸的是在这个时代写作“故乡”、 “出生地”和“地方性知识”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对于任何写作者而言，既不能重回过去，又不能超越当下。而只能是在二者的夹缝或者边缘、过渡地带观察、回 溯、前瞻或者回忆。“洪湖”已经不是10年20年前的洪湖，20年后的洪湖是什么样子更难以预测。实际上，我们谈论哨兵和他的洪湖实际上是在谈论他诗歌中 的洪湖。诗人们将继续在诗歌文本中寻找文化地理版图上暌违甚至消弭的基因、血脉乃至文脉，寻找我们已经失去的农耕文明时期的摇篮和堡垒。既然上世纪30年 代的美国人都在痛苦地经受“失根”和“离乡”的过程，那么现在中国这个在东方现代化路上狂奔的国度又怎能幸免于一体化的寓言或者悲剧？而我们一度在精神空 间和文化地理中所成长的全部训练正在经受无情的“除根”的过程，乡土、区域性也正在经受“除根”之痛。

　　“洪湖”的命运与诗歌的命运

　　“洪湖”的命运就是哨兵的命运、写作的命运、时代的命运。写作甚至有时候成为一种厄运，词语“患上孤独症”，写作成为“哀歌或悼词”。但是诗歌 仅仅如此分担了痛苦和羞耻还不够，因为诗歌不只是一种愤怒诗学。可贵的是哨兵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人怎么能/光靠愤懑去面对孤独和洪湖？”

　　洪湖是湖北省最大的淡水湖，坐落于江汉平原，南面是长江。近年来由于围湖造田、过度捕捞导致水面缩小、水质下降、水草濒临枯竭、鸟类和鱼类资源 急剧减少。上世纪50年代洪湖面积达760平方公里，现在湖泊面积锐减到348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1.35米。这是一个在强势崛起的城市化时代不断被 强行缩减和退守的“地方”。而相对于此的写作，诗人和文字就具有了后视镜一样的功能。或者说诗人和语言成了“分洪区”——“这样一个事实必须表述：洪湖 /这座县级市，只是武汉的分洪区//我们就这样，守着长江/活着，仿佛守着/自己的灵柩 //事实的确如此。在我/刚要被怀上的深秋，恰遇/洪湖决口，泄洪。小城/灭顶，绝望/如难产妇”。这不只是1970年11月17日的情形，而是与这种 “分洪区”的寓言一样命运的延续，在坚守和抗拒中接受暂时的安宁或者决口、泄洪的灭顶之灾。

　　哨兵已经起身离开洪湖前往武汉。这也正是当下中国诗人的普遍命运。众多“本土”的诗人不断离开乡土到异乡生存，而这些身处异乡甚或“外省”的诗 人更是日益显豁地呈现出对地理诗学和出生地的“精神故乡”的眷顾以及远离“本土”的尴尬困境。由此，极其吊诡的则是我们的“地方”和“故地”尽管就在身 边，但我们却被迫远离了它。而“地方”和“故地”的改变更是可怕和惊人，因此文字空间里携带着精神能量的地理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乌有之乡”。强硬的带有 “时代合法性”的铁臂正在取代一切曾有的秩序——尤其是精神秩序。然而，诗人在此刻必须站在前台上来说话！在此，诗人不自觉地让诗歌承担起了挽歌的艺术。 那些黑色记忆正在诗歌场域中不断弥漫和加重。

　　尽管哨兵诗歌中的“洪湖”带有“本事”的色彩，也就是个人经历和体验所形成的日常性的过程，但是更为重要的在于诗人通过语言、个人化的历史想象 能力以及修辞的态度所呈现和构造出来的虚化的“洪湖”。哨兵显然不是一个带有“前进型”的时代伦理和社会学癖好的写作者，一定程度上他甚至带有转身和退守 到“过去时”的意味。更多的写作者难以自控地跟随着新时代看似“前进”的步调和宏旨，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喧嚣和麻木中折返身来看看曾经的来路和一代人的 命运出处。而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企图重新在“历史”和“现实”两岸涉渡和往返，但是他们又很容易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旧时代的擦拭者和呻吟的挽悼者，成了新 时代的追捧者或者不明就里的愤怒者。而一种合时宜的姿态就应该是既注意到新时代和旧时代之间本不存在一个界限分明的界碑，又应该时时警惕那些时间进化论者 或保守论者的惯性腔调。

　　这显然不是一个“江湖”的时代。乡野、山林、水泽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诗意在这个时代的写作中显得如此虚空——“我的世界不大/不小，方圆百里 /恰好装下/虚无”。而哨兵的诗歌不仅带有相对的命运感，而且这种蹈虚性、自审意识、诘问姿态恰恰形成了他诗歌持久的力量。诗集《清水堡》开篇第一首诗就 是《悲哀》，篇末最后一首诗是《是遗嘱，不是诗》。由二者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哨兵写作“洪湖”的命运。写作与立言和安身立命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了 难解的问题。读了多年哨兵的诗，我也一直在内心里追问诗人是否企图通过“地方性知识”以及“洪湖”来保全自己的底线和精神世界呢？很大程度上这应该是成立 的。这个时代的法则是“减法”，而诗人就不得不在诗歌中完成“加法”的工作，而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甚至冲突就导致了诗歌写作的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不协调。

　　哨兵的“洪湖世界”由水泽、船只、原住民、外来者、村落、水族动物和植物组成。在这个世界面前，哨兵是谦卑的、敬畏的，甚至是带有十足的悲剧感 的——“在洪湖，我一直耻于搬弄天堂/糟蹋自己和地狱”(《天堂歌》)。哨兵的诗歌带有某种残酷的还原性，把人的命运还原为某种残酷性的本能，比如“三十 二年前的那场械斗中，为鱼草/田螺和食物链底层的东西，一个人/面对五杆排铳/他也敢迎着/枪口”。而与此同时那些带有历史残破遗留的谱系性的事物在哨兵 的诗歌中不断现身，如祠堂、家谱、县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留型事物现身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这些物象、器物和空间代表了一段历史性的社会和文化构 造，代表了更具精神启示性和命运性的事物关联。这自然牵涉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和人自身的多重纠结性的存在关系。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把哨兵 的写作视为某种程度上的“墓志铭”？——历史和地方命运的墓志铭。“洪湖”是不是最后一块安置内心和灵魂的特殊空间？

　　由哨兵的诗歌的“洪湖”空间以及特殊而尴尬的地方性知识，我不由得想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列宁格勒》：“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 脉，如童年的腮腺炎”。然而当我们今天再次考察诗歌和地方性的空间构成时，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却不期而至。多么吊诡的命运！哨兵的诗歌就有着深深的陌生感、 羞耻感和痛彻的惨败心理。因为你在诗歌中所寻找、追挽甚至重建的东西必将是这个时代的“非法之物”——它们的命运只能是要被消弭和拆毁。在拆毁面前，哨兵 是一个怀着考古学知识企图重建“那座塌了的城”的人。正是因为悲剧感、命名的冲动以及重建的意识，哨兵的诗充满了羞耻、紧张感，“在洪湖，写诗比庸医/更 可耻。无论我/多么热爱，也不可能/把那些渔村，书写成/县人民医院，更不可能/把那个临盆的难产儿，书写成/顺利降生”(《命运》)。这是一个企图疗救 不可救药时代心脏的手术者，而最难的是敢于对自己下刀。而当下诗坛的伦理学、批判性的诗人大有人在，但往往是痛斥自己之外的所见所感，却从来对自己自怜或 自大。而哨兵则是敢于撕裂和袒露自己的诗人。哨兵是一个“笨拙”而难以“取巧”的写作者。他不会取巧，即使是对于极其细小的草木鱼虫乃至微尘、石块，他也 必须弯下腰去耐心地去翻检和察看。但是，既然我们能够再造城市却不能再造故乡，既然我们不能重返过去又不能超越当下，那么焦虑和紧张感就必然一直紧紧伴生 在哨兵的“洪湖”空间里。

　　值得注意的是哨兵的诗歌有些断句太碎，这在加重了词语的力量和节奏的同时也导致了阅读的散文化倾向。

　　哨兵诗歌文本中的“洪湖”已经超越了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指向。这一特殊的文字化、精神性空间已然因带有了超越和提升性而具有普遍人性、现场 感、历史性和寓言象征性的知识。哨兵的一部分诗歌既来自于洪湖却又超越了洪湖。这对于众多粘滞于“乡愁经验”的诗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换言之， 哨兵诗歌里的“洪湖”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意义上的代名词，而是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时代精神重量的日常经验和个体乌托邦意义上的灵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