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独行侠 世俗冒犯者(川鄂)

　　虽然写过一些诗论，但我算不上诗评家。我的鲁院同学、四川作协的评论家杨青，对诗歌的感觉很好，她多次对我说湖北诗人中她最看好哨兵。因为佩服杨青的文学感觉，所以我欣赏杨青欣赏的诗人，杨青使哨兵在我心中加了不少分。

　　依稀记得认识哨兵，是刘醒龙引荐的，但时间地点接头暗号我都模糊了。我长他近10岁，他叫我“川鄂老师”而非“刘老师”，不那么正儿八经，尊重中有亲切，但还是尊敬多于亲近。我多次要他改口称“川鄂兄”，如古代文人常常称呼的那样，于是他就把两个称呼叠加起来：“川鄂老师、川鄂兄”， 累赘啰唆，叫我奈何不得。所以每次见面后我就琢磨：个子瘦高，算是个帅哥，但又不修边幅；诗写得别致高妙，但形象气质并不儒雅，甚至有几分侠邪之气；谈锋虽健，却免不了脏词助兴；一副好口才，讲故事生动有趣有意味，却从不写小说。这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观其人读其诗，“诗坛独行侠、世俗冒犯者”，是我到目前为止所能想到的给诗人哨兵的最合适的定位。

　　台湾作家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直言宣称：小说是一种“冒犯的力量”，小说在冒犯了正确知识、正统知识、真实知识以后，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和风俗。不知邱华栋是否受到张大春的启悟，邱华栋有专文论哨兵的“坏”和冒犯如何成就了哨兵诗歌的高贵品质。很遗憾我不是第一个指出哨兵诗歌具有“冒犯”特质的人，真的很遗憾，但还是不愿绕来绕去用别的词来概括他的诗作。哨兵诗歌的力量来自敢于冒犯的精神气度。冒犯经验现实主义的湖北文学传统、冒犯地域文化的种种限制、冒犯先验的种种关于外部世界的定论、冒犯中老年知名作家的权威。哨兵是湖北诗坛特立独行的冒犯者，除了冒犯，还是冒犯。没有冒犯，就没有诗人哨兵。

　　当代中国诗坛地域书写的普遍症结是：太粘附于现实、太粘附于乡村、太粘附于个体经验、或者太粘附于既定历史结论，乡恋情结太重。哨兵的诗歌创作几乎都围绕着他早年的居住地洪湖展开，他也是一个有着强烈地域意识的诗人。如果止于爱和赞美，哨兵只是新世纪湖北众多乡土诗人中的一个。他的写作的独特性在于：超越了赞美家乡赞美地方文化的一般模式，用以洪湖为叙述主体的地方志写作来展开对历史陈见和破碎生活的思考、怀疑和审问，他的诗直指地方的生活、风物、习俗、传统中那些因习以为常而不为人知的盲点和黑洞，并通过对地方的人和景的描述和审视，反思个人与人群、地方与中国的种种病相，从而成为了一个现代派诗人，而非单纯的体制性批判的现实主义乡土诗人和单纯赞美的浪漫主义乡土诗人。

　　“在洪湖，写诗比庸医/更可耻。无论我/多么热爱，也不可能/把那些渔村，书写成/县人民医院，更不可能/把那个临盆的难产儿，书写成/顺利降生”(《命运》)。这首诗是哨兵冒犯姿态的表白，被很多人激赏。他喜欢把生活的真实场景植入诗歌，以期产生荒诞的效果，并超越现实。在中国现代史上，洪湖一直笼罩着艳丽耀眼的红色，红色甚至是此前关于洪湖的历史书写和文艺虚构中惟一的色彩。哨兵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先锋、另类，即在于他书写了一个多色彩的洪湖、灰色调的洪湖、破碎的洪湖。哨兵的地方志抒写，突破了“地方赞美诗”的陈旧模式，为绵延不绝而方兴未艾的区域性写作提升了难度，立下了高标。

　　“即使严冬不散/我也不怕 我将借用一盏渔火/依次照亮事物黑暗的秘密”(《颂歌》)。“照亮事物黑暗的秘密”是诗人哨兵的使命。洞见黑暗，是大智慧，照亮秘密，直陈痛楚，则需要冒犯的勇气。他长于用大量别致精妙的细节碎片，简洁、准确地表达独特的生活体验，捣毁虚幻的历史光环，揭示被遮蔽的生存本质，展现形迹可疑者的可疑之处。“在不为人知处设问，对公共认知质疑，在习以为常处反驳，直逼盲区，照亮黑暗。”哨兵的诗歌语言脱离了人云亦云的常态，摆脱“程序化的言语方式”，使他的语言颇具侵略性。当然，对“像野草一样的”底层这一类人，诗人并不轻易冒犯，而是充满谦卑和怜悯。

　　所谓诗人，是真实生活的观察者、审视者、冒犯者，是真正生活的憧憬者、虚构者、赞美者。诗人不会完全服膺世俗化生存法则，不会真正屈尊体制化管理条例，不会甘心认同权威、长者、习俗教导的“做人”技巧，不会自愿做一个处处讨好的“好人”。面对体制，面对世俗，面对泥沙俱下的日子，诗人选择了“孤立”，选择了“苦修”，选择了坚持。但胜利谈何容易：“离世时他不会留下半句遗嘱；哨兵，男/上世纪中叶生于洪湖，从没失败/也没有胜利”(《一个湖边诗人》)。凭哨兵的那股敢于冒犯的劲儿，和冒犯的力度、精准度，他是一个本色诗人，真正的诗人。惟有冒犯，才有超越。惟有冒犯，才是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