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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里的读书人(何向阳)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5月08日11:43 来源:文学报  何向阳

  王幅明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者,我对他的尊敬起初缘于父辈的情谊,他由于长期担任编辑、主编、社长,便经常在各种与文学有关的场所能够与之相见,却从未深谈,倒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语,而读了这部约我作序的“大部头”之后,我对他的尊敬更深一层,好像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长谈,孤陋寡闻的我,刚刚从他自己的书中得知他的书屋之名,敢用“天堂”二字,是我难以想象的,但又在意料之中,想想,一个爱书嗜书如命的人,每天从编书做书的场所回来,到了家中仍辗转于两间书屋万卷书册之间,开始读书著书,这种日子,对于爱读书的人,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

  这个世上,因有太多的选择,所以即便是选择了的人,其心也会有太多的分裂,比如,做书的人,不一定爱书,爱书的人,不一定爱读书,而爱读书的人,不一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也许我说得有点曲折,但深想一想,是这么回事。这个世上,真正的读书人是不多的,我指的是将书作为个人生命一生伴侣的人,是将书作为真诚对话的朋友的人,是将书看作是精神成长的导师的人,而同时,又是将书看作教一己辨善恶黑白而成为一个有爱憎心的人。这个读书人,可遇而不可求。正如书之问世,难道它不渴求一个真正知晓它全部精髓的知音?人说,书,亦师亦友。书也是人,书之于人,当然同理同心。

  王幅明先生之读史,当然有对于司马迁的尊崇,他的《〈史记〉:前无古人,后唤来者》可以自证;而我更感念于他读史的方法,以《千年春蚕丝未尽》为例,他写李商隐,是以一个21世纪的读书人的身份,走进以李商隐墓园为中心开辟的纪念公园,他追溯李商隐之从河南沁阳迁至郑州荥阳的经历,试图于诗文中求迹一位诗人的心律,而接续中原先贤文化的血脉。其中,作为中原后人,王幅明先生对李商隐的解读也是独特的,他说,“过去的历史学家和李诗评论家中,有不少人认为李商隐是牛党或是李党。其实,李商隐决无意参加任何一党。他是一个具有嶙峋风骨、从来不肯屈身辱志的人,因此他不屑于攀附任何政治集团。也正因为他能超越于党争之外,所以他的政治态度比较公正,政治诗的观点也确乎超出于集团私利之争。他比较能放眼四顾、为日薄西山的唐帝国而忧愁,为长安西郊农村的‘十室无一存’而愤切”。这种观点,一方面源于王幅明先生对于李商隐才华的深爱,同时也源于对于一位历史中人的认真求证而不人云亦云的态度。这种态度亦表现在对于诗人的《锦瑟》诗之解读:“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自宋至今,情诗说,咏瑟说,悼亡说,自伤说,诗序说,陈情令狐说,情场忏悔说,党争寄托说,无可解说,内心体验同构说,言说纷繁,各有其理。连王渔洋也曾感叹:“一篇锦瑟解人难!”作为李商隐绝笔诗之一,作为义山诗的压卷之作,王幅明先生采取的是严谨的言说态度,他不给出一己一定的解释,不给出解释正是由于有多种解说的可能性,这是诗的丰富与多义造就的,同时也是对诗人一生遭际与情怀的深切敬重。

  由于王幅明先生长期而深入地致力于中国散文诗的研究,其书中对于中国散文诗家或中国作家的重要散文诗作品都有专论,如对于鲁迅《野草》,对于艾青、柯蓝、郭风、耿林莽、李耕、许淇、彭燕郊、王尔碑等,不一一列举。

  在王幅明先生的编读写组成的生活里,这样的“力荐”实例是很多的,譬如他任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期间,便慧眼识英雄地出版了孙皓晖先生的力作 《大秦帝国》,这部作品之于中华文明的见地以及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化贡献,或可随日月之增而渐渐呈现,而起初的“识英雄者”,则应为我们所牢记。作为《大秦帝国》的出版人,与之相关的评论他本人就写有三篇之多,如《感受大秦之魂》等,悉数选入此书。他视这部大书的出版,为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究其原因,在于他对这部著作非同一般的认识,正如其文中所写,“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明统一体。这是大秦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而孙皓晖写秦,在这一点上两位读书人的共鸣与默契,值得研读。王幅明还在文章里引用了国学大师钱穆的重要观点:“秦人统一,此期间有极关重要者四事:一、为中国版图之确定。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他以为,此四事,牢牢构建了中国文明之根。那么,对于这部中华文明之根的寻探之作,出版者的热情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它深深植根于读书人的认知。2008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获省级及省级以上奖共计20余项,其中省五个一工程图书奖13项,省优秀图书奖5项,全国畅销书奖3项,中国最美的书1项,版权输出2项。这样骄人的成绩单并不是偶然的。王幅明先生的心思不在功名功利,所以他能做出读书人本应做出的事,这些事,在他,也是本性而为,有着率真的取向,正如他的《天堂》一文中讲:“腾格尔有一首颇为流行的歌,名为‘天堂’。那是蒙古族歌手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也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天堂。你若问我,你的天堂是什么,不怕你笑话,奢望不高,只是一间宽畅的书房。”

  王幅明先生的《天堂》从几个书箱开始,到书柜,再到书房,再到两个书房,他的购书也从几百册至万册之多,这个读书人,无论在柏林,还是台湾,无论在都市还是小城,大小书店都留下了他读书选书的身影。作为一位写作者,我也经年流连于各个城市的书店,去年在冰岛,跑到拉克斯内斯故居,我一口气买了他的译为英文的许多作品,揣着一包书,冒着蒙蒙秋雨走在四围是山、人迹寂寥的雷克雅未克城郊,那时心里就像揣着一座暖暖的火山一样。所以,我理解王幅明先生的心情。是呵,夫复何求,读书人的答案,恰恰是最简单的,但是为了这个“天堂”的造就,又有多少的读书人编书人在用生命做着“最不简单”的工作!王幅明先生已从社长职务卸任,他真正地回归到了自己读书的“天堂”,在其《出版人与读书》一文中,他仍然念叨后来者,“作为出版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莫过于一生出一部或多部,能够被读者争相阅读的,能够帮助、提升、照亮他们的好书。这是出版人的天职和追求”。他也深知,“谈何容易?可能一部有价值的书稿被你轻而易举地一退了之。或者,你与作者的见解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不屑于让你做他的责编。原因何在?你读书太少,不知道此一领域的代表作有哪些。书稿有无价值和已经达到的高度,你没有能力作出判断”。所以,“要想完成在出版领域的文化担当,读书是无法逃避的基本功。出版人比任何人都更加需要读书”。这是他的职责所在,而我在欣赏他的职责的同时,更为热爱的是这样的句子,“有人说,有一种人,读书对他们像空气一样重要,而我们便是这种人中的一群”。

  我想,这种空气,是清新的,凛冽的,温煦的,也是我们每天不可或缺的。与王幅明先生一样,我庆幸,我属于这个被称为读书人的群体中的一个。

  (《天堂书屋随笔》王幅明/著,大象出版社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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